（二）放免奴婢与杂户
    北魏时期奴隶占有比重上升，孝文改制时忽视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西魏统治者也未认识到奴隶大量存在的严重后果，良人没为奴婢的现象时有发生。如魏恭帝元年（554），西魏军攻破梁江陵， “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注：《周书》卷2《文帝纪下》。）
    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开始大规模放免奴婢与杂户。周武帝放免奴婢，既是统治者人为的结果，又是客观条件成熟所致。从历史角度看，汉魏之际，中原政权所辖地区的奴婢已基本转化为部曲或佃客。（注：参见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西晋末至南北朝时期奴婢的大量出现是特殊历史条件下造成的。随着内迁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完成、民族融合的深化，奴婢的再次解放也将成为历史的必然。从经济角度看，均田制是一种封建土地制度，它适应封建国家对自耕农的剥削状况，不适应剥削奴隶。况且魏周无奴婢受田的规定，这就减少了放免奴婢的阻力。从现实角度看，北周要灭北齐，完成北方的统一，进一步发展经济迫在眉睫，这就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以增加国家税收。于是，就要将奴婢从大地主私人手中夺过来，变为国家的纳税人口。为此，周武帝开始放免奴婢（包括杂户）。保定五年（565）六月， 诏曰：“江陵人年六十五岁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赎为庶人。”（注：《周书》卷5 《武帝纪上》。）这条诏令放免了破江陵时没为官私奴婢的七十岁以上者--六十五岁以上者在此以前已经放免为庶人。建德元年（572）“冬十月庚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 悉免为民”。此条诏令又无任何年龄限制地将江陵所俘官奴婢全部放免为民。建德六年（577）二月，诏曰：“自伪武平三年（572）以来，河南诸州之民，伪齐被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其有癃残孤老者，饥馁绝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亲民长司，躬自检校。无亲属者，所在给其衣食，务使存济。”（注：《周书》卷6《武帝纪下》。 ）从中反映出对丧失自食其力的奴隶也能当作正常人看待。对奴隶的这种态度，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同年十一月，“诏自永熙三年（534 ）七月已来，去年（576）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 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尤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注：《周书》卷6 《武帝纪下》。）这条诏令从时间上包括长达四十三年断限，范围包括官私所有奴婢，地域东至北齐南至江陵。宣政元年（578）三月， 诏：“柱国故豆卢宁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为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注：《周书》卷6《武帝纪下》。）此条诏令又将约为西魏恭帝二年（555） 豆卢宁攻梁南平、武陵等郡没为奴婢的人放免为良人。放免奴婢的地域进一步向南扩展至北周军事力量所及之地区。可见，北周放免奴婢是比较彻底的。在放免奴婢的同时，北周也下令放免杂户。建德六年（577）八月，诏曰：“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削。”（注：《周书》卷6《武帝纪下》。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周武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此二诏令实为一意，即将北周、北齐境内的杂户全部放免。诏令的意义极为深刻，它是自十六国特别是北魏杂户大量增加以来最彻底的一次放免，也是对复杂的劳动人民阶层结构的一次大净化。
    通过在北方广泛范围内的放免奴婢与杂户，劳动人民原带有民族性的阶层划分也失去了民族内容，阶级分野进一步取代了民族分野，这为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北周武帝毁佛
    北周武帝何以毁佛？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魏周的执政者崇尚儒学。宇文泰即“崇尚儒术”。（注：《周书》卷2《文帝纪下》。 ）他任用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周武帝宇文邕被当时人认为“重道尊儒”。（注：《周书》卷45《儒林传·熊安生》。）不过，归根结底他还是尊儒。这从他后来禁断佛、道二教可以证实。其二，政治需要。魏周崇儒，既是适应十六国以来北方儒学的发展趋势，又是对孝文改制中重视儒学不够的一种纠正。十六国时期，北方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胡族政权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儒学。北魏孝文帝在推行汉化过程中也非常推崇儒学，但更多的则是重于形式，限于礼仪，缺乏实用，与社会经济相脱离。可以说，北魏统治时期北方儒学不如十六国时期。其原因主要是孝文改制在重儒的同时又让佛、道与儒并存，结果北魏佛、道大兴。促使周武帝灭佛，并兼毁道，是由于思想统治的需要，又是为了灭齐，进而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注：参见赵文润：《西魏北周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史哲》1993年第3期。）北魏时期，尤其是正光以后，崇佛日益严重，“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注：《魏书》卷114 《释老志》。）人数占编户人数的十五分之一。北齐时寺院三万余所，僧侣人数仍二百万，占编户人数的十分之一。北周寺院万余所，僧侣人数约百万，占编户人数十分之一左右。（注：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4页。）可见， 北朝几个政权寺院和僧侣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其浪费也是难以估量的。面对佛教之盛之滥，周武帝毁佛已在酝酿之中。建德二年（574）十二月， 周武帝“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注：《周书》卷5《武帝纪上》。 ）在西魏“六条诏书”的基础上将儒学地位确定下来，三教之争也明朗化了。 第二年（575），周武帝正式下令毁佛，“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注：《周书》卷5《武帝纪上》。）周武帝毁佛，使一万余所寺院土地归国家所有，百万僧侣还俗，变为均田户。这不仅达到了取地于佛寺，取民于僧众的目的，同时也是劳动僧侣依附身份的减轻。僧侣地主被打击，又是对僧祇、佛图户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