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以来，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先后发现并确认了新津宝 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崇州双河古城（下芒城）和紫竹古城 遗址。[1]城的出现是史前聚落发展演进的高级形态，成都平原史前古城考古成果表明该地 区在史前时期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程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 地区则堪称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个中心之一，在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历程中占居着非常 重 要的地位。
    六座古城遗址之中的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和都江堰芒城经过正式发掘，紫竹 古城、双河古城也经过了小规模的试掘。这批古城的年代早晚虽略有差异，但其考古学文化 的总体面貌基本一致，它们拥有一组贯穿始终而又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陶器群，应属同 一考古学文化遗存，目前学术界多数意见赞同将其命名为“宝墩文化”，初步推定其绝对年 代为距今4500-3700年，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根据出土陶器的演变，可将宝墩文化分为四 期六段。[2]第一期：以宝墩遗址的早期遗存为代表，又可以宝墩遗址早期遗存的第Ⅰ段和 第Ⅱ段为代表分为早、晚两段；第二期：以芒城遗址和宝墩遗址的晚期遗存为代表（可能包 括紫竹古城遗址）；第三期：以郫县古城遗址的早、中段、双河古城遗址和鱼凫城遗址早期 遗 存为代表，晚段以郫县古城遗址的中段遗存为代表；第四期：以鱼凫城遗址晚期和郫县古城 遗址的晚段遗存为代表。
    酋邦社会是国家产生前夕重要社会发展阶段，[3]把酋邦同在典型部落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部落联盟社会相区别，有助于认识人类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权力发展的真实过程。在前 国家时期的不同类型社会中，酋邦主要特征是存在着明显的个人性质的权力。从人类学报告 来看，酋邦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存在过。文献记载内容表明，中国古史传说的黄帝、炎帝、尧 、舜、禹时期，在社会组织内已经产生了集权性质的个人权力，即社会最高权力在一定形式 下被占据社会特殊地位的个人所掌握。酋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中的分层现象十分突出 ，有人称酋邦类型的社会为“分层的社会”。根据酋邦的上述主要特征，结合考古发掘出土 的实物资料，我们可以对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的性质得出一些基本认识。
    （一）高大的城墙建筑体现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化
    修筑高大的城墙、开掘宽深的壕沟，不仅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而且需要对社会成 员进行大规模组织、调配工作、属于大范围集中劳动性质的大型建筑工程，足以反映集中化 的权力中心的存在。
    成都平原现已发现的六座史前古城均筑有坚固厚实的城墙，其中宝墩古城城垣南北长1000 米，东西宽600米，墙体现存顶宽7.3-8.8米，底宽29-31米，高4米，墙体无垮塌和二次增 补迹象，应属一次性建成。都江堰芒城城垣分为内外两圈，内圈南北长300米，东西宽约240 米，城垣现存宽5-20米，高1-3米；外圈城垣保存较差，北垣残长180米，南垣残长130米 ，城垣现存宽5-15米，高1-2米。郫县古城城垣长637米，宽487米，城垣地表现存宽度为1 0-30米，高1-4米，经对西南城垣中段进行解剖，揭露出墙体现存顶宽7.1米，底宽20米， 高3米，整个墙体分两次筑成，第一次修筑的墙体现存顶宽1.9米，底宽10米，高2.4米，第 二次筑墙则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增筑。温江鱼凫村古城垣保存很差，南垣现存长480米，宽1 0 -20米，高0.5-1米；西垣南段残长350米，宽10-15米，高0.5-1米，北段已被破坏；西 北垣西段残长370米，高1-2米，东段地表已不存；东南垣残长150米，宽10-30米，高0.5 -3米，东北垣地表已无痕迹，经钻探可以确认。崇州双河古城城垣可分内外两圈，西垣已 被河流冲毁，东垣内圈长450米，宽20-30米，高3-5米，北垣和南垣内圈长200米，宽15- 30米，高2-3米；外圈保存较差，断断续续保存残宽3-10米，高0.5-2米。紫竹古城也有 内外城垣，内垣边长400米，墙体宽5-25米，高1-2米；外垣多被破坏，部分地段城垣宽3 -10米，高1-2米。
    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面积多在2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新津宝墩古城遗址的面积超过60万平方 米，是迄今国内考古发现的同时期的第二大古城，面积仅次于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从建城 技术和规划布局形式来看，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在国内同期古城中也居于领先地位。各城筑墙 时多采用斜坡构筑的方法，墙体内部堆砌有卵石，以增加城墙的稳固性。都江堰芒城、崇州 双河古城及紫竹古城还筑有内外两道城垣，其间开挖有宽深的壕沟，体现出高超的建城技术 和设计水平。这些古城的城墙高大、坚厚、绵长，宝墩古城、鱼凫村古城、郫县古城的城墙 经解剖发掘揭露出的墙体底宽均在20-31米，顶宽7-19米，高3-4米，尤其是宝墩古城垣周长 达3200米，宽8-31米，高度超过4米，土方量初步推算达25万立方米以上。
    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都是依靠各城自身的力量独立修建的，它们能够各自建造如此高大坚厚 的城墙，开掘如此巨大的土方总量，加上除土方开掘以外的土方运输、工具制作、城墙设计 、筑墙施工、食物供给、组织调配、监督指挥以及再分配体制等一系列必需的庞大配套系统 ，足以表明各古城都分别控制着足够支配征发的劳动力资源，进而表明各古城的统治者必已 统治着众多的人口，控制着各自地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源，控制着各种各样的劳动 专门化分工和各种类型的生产性经济。这一切，不仅意味着各古城人口的增长、社会规模的 扩大和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更重要的是，从实质上分析，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政治组织和经济 组织发生变化的结果，从根本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表现出各古城的政治体系和经济 结构的演变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原始的血缘氏族制水平，达到了酋邦制度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