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型城垣实际是酋邦组织及其首脑人物统治权力的象征
    关于各古城城垣的功能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一般认为是防洪抗洪或 抵御外敌入侵，这两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还不全面，同时也还未触及城垣功能体系的核心 问题。从防洪抗洪的角度看，成都平原业已发现的六座史前城址均建于平原冲击扇河流间的 相对高地上，它们受地理环境的制约，都与各自所在地的河流和台地方向相一致，确实有利 于防洪，增强了古城的抗洪能力。尤其是芒城、双河古城、紫竹古城均位于文井江上游近山 地带，都修筑了双重城垣，更突出城垣的防洪抗洪功能。同时，筑城首先被视为战争频繁的 标志性产物，高大耸立的城墙和宽阔深凹的壕沟是抵御外敌的有效手段。
    笔者认为，城垣修建这一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把人力、物力、财力凝固 为大型城墙建筑，以显示酋邦组织的巨大威力，进而标志权力的强大尊严，表征权力的构造 物和它的支配能力。由此可见，大型城垣实际是酋邦组织及其首脑人物政治权力的象征。
    （三）宝墩遗址的大型建筑群居主和无随葬品土坑墓葬主人之间的差异表明了社会等级的制度化
    1996年在宝墩遗址的中部（鼓墩子）发现有房屋基槽和大量的柱洞，[4]这些建筑遗存是建在 一片高出当时周围地面约1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台地上的。有迹象表明，鼓墩子台地上 的建筑遗存可能是一组规模较大的建筑群。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宝墩遗址发现的长方形 竖穴土坑墓，墓坑较浅，无随葬品。从墓葬反映墓主生前实际地位的角度看，宝墩遗址已发 现墓葬的主人在生前必定与鼓墩子台地上的大型建筑无缘，而大型建筑必定属于显贵人物所 居，这就表明了社会差别的存在。这两者间的差别，实质上反映了等级的差别和地位的差别 ，而等级和地位的差别是由社会分层、经济分层及其所导致的权力的集中与剥夺所决定的。 由此看来，等级制度不但已经产生，而且还达到了定型化的程度。
    （四）郫县古城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及双河古城所出的三孔石钺等遗物体现了宗教权力的集中化
    1997年底至1998年初，在郫县古城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长约50米、宽约1 1米，面积约55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建筑基址（F5）。[5]F5位于古城的中部，平面略近长方形 ，方向为西北--东南向，与城墙方向基本一致。如此大型的建筑，在当时已属罕见之物， 更为难得的是，在此大型建筑内，还发现了五座由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横亘于房屋中部的 长方形卵石台基。从每个卵石台基与其各自四周基槽的槽内圆竹的关系分析，它们是由圆竹 作为护壁，内墙卵堆筑而成的台子。五座台子之间的距离在3米左右。其中1号台东西长3.4 米，南北宽3米；2号、3号台东西各长5米，南北宽长2.7米；4号台东西长3米，南北宽2.5米 ；5号台东西长2.75米，南北宽2.35米。对于这五座卵石台的具体作用，因资料的限制，目 前还未能予以确切判定，但对于它们的性质，可以根据现有资料给以初步推测。
    首先，从形制和组群关系来看，这种卵石台本身就以其有别于其它任何建筑的形制而显示 出它们的特殊性，而由五座卵石台所形成的卵石台群，更加显示出它们的非凡性质。其次， 卵石台群位于大型房屋建筑F5室内中部，而这座房屋内未发现有隔墙遗迹，表明这座大型房 屋 建筑是专门用来设置和保护卵石台群，使卵石台群与外界隔离开来的。这就显示出了卵石台 群的神圣性，反映了它在古城中的崇高地位。第三，从大型房屋建筑基址F5附近地层堆积较 为纯净，极少出土生活遗物，也没有发现一般性的生活附属设施等情况来看，[6]五座卵石 台应为宗教性质的设施，是当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而五座卵石台同它们所在的大房屋建筑 （F5）一道，则构成城内的大型礼仪中心。第五，从大型房屋F5内设置五座卵石台及其相互关 系，以及这座房屋位于古城中部的位置等情况来看，它们应是早期的宗庙，反映了古蜀人宗 庙的起源。这同时也是考古学上目前所见到的关于古蜀人尚五传统宗教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最 早实物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外，1997年崇州双河城遗址还出土了一件三孔石钺，[7]石质坚固，平面约长方形，长10 .5厘米、宽9厘米，通体磨制非常精细，弧刃，背部钻有三个等距的圆形小孔，体现出高超 的石器加工工艺。成都平原早期城址考古中尚未发现玉器，但其石器磨制技术已达较高水平 ，所采用的细线切割、单向钻孔等技术，是后来三星堆文化发达的玉器加工工艺的基础。崇 州双河古城所出的三孔石钺，制作极其精美，刃部不见使用痕迹，其出土地点紧靠一座大 型房址（未作全面揭露，可能又是一座大型礼仪性建筑），据此推测此件三孔石钺应是一种礼 仪用器。
    大型礼仪中心的形成和高等级礼仪用器的出现，表现出宗教权力的集中化程度，它是宗教 和政治领袖控制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集中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五 座卵石台基被置于大型房屋建筑以内，意味着随着政治组织的变化而新产生的宗教组织及其 活动仪式，一方面是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相脱离、相隔离的，另一方面又有严加保护的必 要，以免遭到亵渎以至破坏。这种情况，不但反映了等级制度的形成，而且反映了等级之间 的对立，这正是酋邦制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