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由宁夏大学主办，银川市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社会科学院及学术团体宁夏历史学会协办，于1998年8月20至23日在银川举行。 参加会议的代表除宋史研究会会员和宁夏等地的西夏学者外，还有来自美国、韩国、加拿大、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13位学者，共计与会100人。今银川市是西夏故都， 本届年会以增进西夏史研究与宋史及辽金史研究的交流为宗旨，故会标全称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西夏建都兴庆府96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开幕式上，宁夏大学校长张奎教授，银川市委书记、宁夏历史学会会长陈育宁研究员先后致词，高度赞扬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宋史研究会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倡导西夏学者向宋史学者看齐。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漆侠教授在答词中讲道，他亲眼看见西夏学在西北边疆地区崛起深感欣慰；他希望宋史及辽金史学者重视西夏史研究，以期达到学科互补的作用。最后强调宋史学者需要一如既往，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学风，争取更大成绩。
    19日下午举行大会交流。在交流发言开始前，全体与会者肃立，为已故的中国宋史研究会首任会长，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及前此谢世的宋史研究会其他会员默哀。接着由张希清介绍了邓广铭教授的学术生平，王天顺作了题为《西夏史如何走进大宋史》的发言；王曾瑜扼要介绍了自己的论文《宋钦宗和他的四个宰执》；漆侠做了简短的总结发言。然后，请来自美国、韩国及中国港、台地区学者田浩、李锡炫、何冠环、黄宽重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地区宋、辽、夏、金史研究的状况。
    与会代表分作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小组进行了交流。然后以大会形式交流了各组讨论情况。大会共收到论文88篇，现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加以介绍；有关西夏、辽、金史研究的论文另作介绍。
    一、经济方面
    这方面的论文按其内容又可划分为区域经济史研究、宋代经济制度和政策研究以及某一生产门类和人口、自然资源保护等问题的研究三组。第一组论文中，杨果的《宋代沙头市与南草市》用历史地理与经济史相结合的方法，举拱卫江陵和鄂州两个主要城市的沙市和南草市为典型来描述江汉平原这一经济区域城镇发展的概貌。文章先分析了这两个卫星城镇崛起的地理条件，描绘出江汉平原镇市与镇市之间，镇市与周围区域之间的空间网络结构模式。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较细致地描述了草市、民间贸易发展以及政府商税增收的情况。虞云国《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区域性市场》论述的则是长江下游环绕苏州这一中心大城市的周围小市镇的经济发达的历史面貌，强调指出海上贸易对太湖流域的区域性经济和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燕永成《熙丰变法时期西北边贸开发》肯定了宋廷在拓地河湟的同时，开发西北边贸，对于促进边地商品经济发展及其与内地市场联系和补充政府边费的积极作用。第二组文章较多。肖建新《宋朝审计机构的演变》论证宋代审计机构随着宋廷职官体制的变化而有三变：北宋前期二府三司体制下的审计机构；后期三省六部体制下的审计机构；南宋偏安体制下的审计机构。魏天安《宋代市易法的性质研析》认为市易法由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批发乃至零售交易，对原来市场结构产生了极大冲击。市易法中心内容“贸迁物货”的实质是用官府商业特权限制民间商业资本，用行政命令取消民营资本的“兼并”行为，其结果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也根本行不通。李华瑞《试论宋代工商业税收中的祖额》对“祖额”一词作了详细考释，认为它是官府为获取较为稳定的工商税收而确定的一种计划指标。以“祖额”的增多作为考课地方官吏的重要标准，导致地方官员力争课利超额，加重对人民的剥削。王菱菱《宋政府的矿产收买政策及其实际效果》认为两宋间政府收买矿产品一直贯彻以钱易物的原则，这在中国古代矿冶史上是一个进步。此外，涉及具体的经济管理制度的论文，还有汪圣铎《发运司与提点坑冶铸钱事》、包伟民《宋代仓、宪、倅、丞财赋征调系统简述》、史继刚《论宋代军需粮草的储备与管理》等。第三组论文有林文勋《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补论》、吴松弟《宋代户口的汇总发布系统》、张全明《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等。林文指出，唐宋茶业生产主要在江南丘陵山地垦殖，而山区丘陵的开发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吴文强调研究人口史不应忽略户口汇总发布系统，文章考察了宋代户口总汇发布系统闰年图一地理总志的沿革和编纂，及其数据的来源与可靠程度。张文认为宋人已有了朦胧的生态意识，所采取保护措施对今人有所启迪。
    二、政治方面
    此类论文分作政治问题、政治制度、人物三组来简述。第一组，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认为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过程中，有的时期，君主专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消弱和约束。宋代士大夫政治取代了已往士族门阀政治或军阀政治，由君主独裁变为君主与士大夫共同专政，应说是一个进步。邓小楠《宋代的“祖宗之法”与北宋政局》认为“祖宗之法”的实质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宋初提出有其合理性。文中讨论了“祖宗之法”与三次改革的关系，指出王安石力图突破“祖宗成宪”，仍对“事为之防”的原则有一定认同，蔡京等人抛弃祖宗一贯注重的谨慎持重的政风，使新法变质，政治败坏。丁柏传《试论宋朝“积贫积弱”与强化中央专制集权的关系》对众论繁陈的老问题加以疏理使之系统明晰，得出宋代积贫积弱的始作俑者是赵匡胤的结论。第二组戴建国《宋代刑罚体系研究》认为宋刑罚系统仍以五刑为主，长期使用的折杖法是代用刑，又普遍使用附加刑。郭东旭《论宋代赦降制度》指出宋代赦降活动频繁，又和推恩结合成为恩赏之制。其实多半是官吏得到好处而惠不及百姓。朱瑞熙《宋代官员公费用餐制度初探》指出宋代官员用餐制度主要特点是把官员挥霍公款吃喝，妨碍公务等纳入刑罚制裁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官员乱花公款吃喝的行为，阻止了社会风气的迅速污染。贾玉英《宋代提举官初探》认为宋普遍设置提举官给行政体制注入了新活力。专职提举官容易责其成效，作用更为明显。赵雨乐《宋初宦官制度考析》论述宋初虽对宦官权力稍有裁抑而仍广受重用，制度屡更而仍维持亲从性格，故不可能根本杜绝宦者预政的角色。关于宋代人物研究的论文又可分为群体与个人研究两种。李裕民《两宋宰相群体研究》阐述了宋代宰相由宋初的北方人居多，真宗后南方人渐居多数的地域分布变化；进士出身为主体，任职无期限，文化素质高等特点。王曾瑜《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在钦宗所任二十六名宰执中举出耿南仲、李纲、种师道、何四人为代表，论析其人其政，对北宋垂亡之际的政治局面作了浓缩反映。李丛昕《略论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的战略思想及其治军用人方略》反映了范仲淹的军事韬略和知人善任的政治家风范。杨国宜《包拯关于辽夏问题的对策》，李良学、焦惠元《略论包拯与开封府》，同论一人。杨文指出包拯处理民族关系主张守约、双利、常备及均势外交等原则思想。李、焦之文对包拯知开封始末政绩作了系统论述，并和包拯的继任者欧阳修作了比较，同时肯定了“包严欧宽”两种风格。裴汝诚、顾宏义《宋哲宗亲政时期的曾布》和陈峰《试论吕夷简的政治“操术”》两文分别对曾、吕两个政治品质不良而又善于权术的宰执作了评论。漆侠《王安石的〈明妃曲〉》是一篇争鸣文章。既驳斥了南宋守旧派对《明妃曲》的诬蔑，又表示不同意80年代初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评论《明妃曲》是王安石意在“向皇帝讨价”的观点。漆文认为这篇名作是王安石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表露。此外，对宋代文臣武将的研究还有周莲弟《富弼与北宋的御夏政策》、李昌宪《司马光行实考稽三则》、何冠环《狄青麾下两员虎将张玉和贾逵》、曾瑞龙《种朴与宋哲宗时期对西夏的战略攻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