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释老志》是该书十志之一，为作者所独创。
    《魏书》中的《释老志》，作为世俗史著中唯一一部以"志"的形式，系统化记述佛、道二教历史及其社会影响的专篇，应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案佛教和道教，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很大，陈寅恪先生说，二教在中国学说思想方面之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作为封建统治学说的儒学①。但是，传统世俗史著中，只有《魏书》创制了《释老志》包容有关佛、道二教的史实，给予二者以比较客观平允的系统表述。因此，周一良先生在评价魏收的史学时，认为其"《释老志》之作，尤具卓识"②。
    《释老志》反映了作者把握历史特点的自觉意识
    魏收，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 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朝代。 《魏书》的撰述完成于北齐天宝五年（552）左右。从魏收生活的年代可以看出， 当时无论是传自域外的佛教，还是土生土长于域内的道教，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释老志》的创制，首先是客观历史在史学中的反映。作为一部正史，如果不把这时期有关佛、道二教的内容涵括于这段历史的表述之中，是很难反映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全貌。显然，佛、道二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巨大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已对当时史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时代要求。关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宗教历史记述的疏略，陈寅恪先生有过十分中肯的批评，他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敝，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术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③。
    传统正史的作者中，最接近魏收活动年代的史家，莫过于《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和《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489-538）。其时，道教在南方社会中存在的势力及其影响，仅以晋末孙恩、卢循领导的"五斗米道"起义的声势就可看出。同样，南朝的佛教也是一大发展的时期。史载，梁武帝上台不久，即下诏云："大经中说道九十六种，唯佛道一道，是于正道。其舍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发菩提心……其公卿百官侯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④此诏之发，无异于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梁武帝亦先后四次舍身寺庙为奴，令朝臣以巨款赎出，以资佛教教事。而此只为南朝统治者佞佛之一斑。有统治者的支持，南朝的佛教自然繁荣兴盛。遗憾的是，无论是沈约还是萧子显，皆未能完全尽到史家的责任。值梁武帝诏令公卿百官公侯皈依佛教时，《宋书》诸志尚未杀青，《南齐书》还未开始撰写，故当时的现实完全有可能引起沈、萧二人的注意，反思佛、道二教在宋、齐两朝的历史存在和社会影响。而且从沈、萧二人的身世与思想看，亦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在各自的史著中容纳有关佛、道二教的历史内容。考诸史实，二人均与佛、道二教多瓜葛。其中，沈约不仅是以佞佛著称的齐竟陵王萧子良府中的"八友"之一，更是当时攻击范缜反佛言论的卫道健将，曾经撰写有《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等文章，宣扬佛教唯心论。又，以现存的文献看，萧子显与道教的关系不甚明朗，可是沈约的家族却确实是世奉天师道。然而，条件如此，却未能使二人敏锐地把握住有关佛、道二教的历史内容，自觉地在史著中予以客观反映。其中，《南齐书》对于佛、道二教的内容全无所表述，《宋书》也只是在《夷蛮传》中的《天竺迦毗黎国传》末，因谈到"凡此诸国，皆事佛道"，而不尴不尬地突兀叙起刘宋一朝的佛教概况来。其体裁即非有关佛教的专篇，取材论事的角度亦多有不当。至于有关佛教的经济、人口占有、及教旨教义等重要内容，概未言及。
    史学史上，魏收以后的史家同样没能对佛、道二教的历史内容，作出恰如其分的客观表述。以传统的正史为例：唐代统治者自称为道教教祖李耳之后，内廷中往往丹炉青烟袅袅；佛教自隋也开始宗门教派分衍，使佛学成为隋唐时代学术的代表思潮。但无论是隋唐人撰写的前代史著，还是五代、北宋人撰写的唐代史著，都未能客观如实地给予佛、道二教的存在，予以恰当的表述。此后，"宋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又有《方伎传》，多言{K1D802.JPG}祥"，但定本时却"省二志，存《方伎传》"⑤。后来，《元史》虽本旧《宋史》的旨意，专门设立了《释老传》⑥，但由于体裁的局限和史识的疏陋，也基本上只是八思八、丘处机等僧道及其与时政相关的事迹，并未能从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诸角度，全面地把握佛教和道教及其与当时社会之关系的内容。
    总之，与其它诸史比较，魏收在创制《魏书·释老志》时所表现的反映社会的自觉精神，以及对重大社会内容的敏锐把握，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是十分突出的。
    《释老志》体现了作者的史识和史才
    《魏书·释老志》的史学价值，还在于作者能用比较客观的态度，对佛、道二教的历史，作出平允、全面和系统的表述，这些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史识和史才。
    首先，作者选择了一种恰当的外部形式--"书志"体，从而为全面系统地表述有关史实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采用何种形式体裁来表述新的社会内容，魏收显然有过慎重的考虑。因为传统史学对于体裁体例的选择，并不仅仅从是否有利于表述内容着想，而是寓有价值判断的深层含意。如在一般正史中，对于有关僧侣道徒的记载，大多归入"艺术"或"方伎"等类传中。这种形式体裁不仅限定了其取材的角度和范围，而且明显地表明了对于佛、道二教贬斥的态度。《宋书》将有关佛教的记载，附见在《夷蛮传》中，把佛教看作夷狄文化的内容，表明沈约坚持儒家文化本位的立场。与这些形式体裁比较，纪传体中的书志部分的价值意向则相对淡薄，表述史实也较容易做到客观平允。
    除价值意向的考虑外，魏收在《魏书》中采用书志体裁记述佛教与道教的历史内容，更多的还是从表述的便易着眼。这是因为，从纵的方面看，由于书志部分所承担的历史内容在时间上一般具有更长时段的延续性。因此，修史者为了方便表述，往往打破断代体例的局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追述某一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显然，这种方式，对于前无史著记述的佛、道二教的历史内容十分适宜。因为这样既能补充前史记载的缺录，又能突出其历史发展的线索。而在横的方面，因为书志部分一般是以某一专门事物的发展为记述中心，所以相对容易容纳、反映该事物于社会各方面的全貌。
    体裁的选用外，《魏书·释老志》对佛、道二教历史内容的具体表述，也相当集中地体现出作者的史识与史才。
    《魏书·释老志》全文近两万字。其中有关佛教的表述最详明，约占全文的四分之三。对于佛教，《释老志》是采取概述的方式，先叙一般经旨要义，然后简述佛教传入的历史。其间，每于叙述中以事带人，将佛教传播史中的关键人物作出重点交待。而全文的重点则在集中论述北魏一朝的佛教概况。关于道教，《释老志》同样把重点放在北魏，尤其详细地记载了寇谦之的道教改革及其与太武帝等人的政治关系。但总的说来，要逊于佛教表述。因此，《释老志》中有关佛教历史内容的表述更具有史学价值。
    《释老志》对于佛教史实表述的史学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述上的平实。章学诚论史德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⑦。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正是要求史家在历史表述中，排除主观好恶的感情因素，纯采客观之态度，以达到主体认识与客体实际的符合。
    魏收在表述佛教史实时，所执的客观态度，除体现在上述对表述外部形式的选择外，突出地体现于具体的行文之中。行文中，魏收既没给佛教罩上过多的神秘色彩，渲染佛（道）的鬼神迷信，也未以正统儒家的立场予以斥詈，而是基本上本着史学家的责任，平实地记述历史事实，尽力为人留下一幅有关佛（道）教及其社会影响的相对准确可信的历史图卷。
    （二）作为一种思想学派看待。魏收认为佛教是一种与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同的思想学说，只是这一学说渊于域外，流播较晚，使"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所未曾纪"⑧也。也正是在这种基调下，魏收开始简述佛教在中国从无到有，其势由小到大的传播过程（这过程也可说是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过程）。而文中一些发展标界性事件的提出，使得佛教在中国一步步发展的历史线索非常明晰。
    考虑到佛教为传自域外的意识形态，魏收在《释老志》中，除了介绍一些主要佛教经典外，还以精炼通俗的文字，对佛教的基本经旨教义以及教徒的习俗等，从文化的角度作了简明的介绍。
    由于两种文化所存在的语言差异，魏收还特意从语源训释的角度，对一些专有名词作了重点解释。如《释老志》中有这样的文字介绍："浮屠正号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二音。华言译之则谓净觉，言灭秽成明，道为圣悟"等等。这样便使得佛教文化异地传播的特点更加突出，使后人更容易获得立体直观性的概念。而这些介绍性的文字，也说明魏收对于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研究，已臻一断代史作者所应了解的水平。
    （三）对佛教流传之重大问题的把握。《释老志》中最具史学价值的，是作者对于佛教传播中重大社会问题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