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全书15章，自先秦时期至本世纪30年代，跨越几千年时空，纵论中国传统学术史的产生、形成和演变，多有挖掘，时有新见。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汉书·艺文志》视《六经》为诸子学说之大原，多所忽略，而《学术史》则对此做了新的阐发，明确指出：“我称之为‘诸子’（学说）出于《六经》说。”（第55页）认为把《汉书·艺文志》的论述仅仅概括为“诸子出于王官说”，“只是回答了诸子起源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实质性的一半”（同上）。在《学术史》著者看来，“诸子出于王官说”只回答了诸子的出身或者说身分问题，即反映了殷周以来“学在官府”这一事实，并没有回答《艺文志》另一层重要内容即“诸子出于《六经》说”，忽略了诸子的思想渊源问题，而《学术史》认为这恰恰是最重要的。“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后者，不仅是因为后者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而且还因为只有把握住后者，才能认清班固编修《汉书·艺文志》是为了进一步确立经学独尊地位的思想意图，而这一思想意图正是儒学独尊这一汉代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在学术史研究中的具体贯彻。”（同上）这是前所未发的新论，使人深省。类似的新见在全书中不乏其例。又如，在辨析周汝登《圣学宗传》的修史意图时，《学术史》分析入微，认为《圣学宗传》把《罗汝芳》传置于全书最后一卷，并且是该卷的最后一传，其修史意图十分明显，即旨在表明穆修是宋明时期圣学传承的发端、首传者，罗汝芳则是圣学传承的殿军、终结者。把罗汝芳作为全书的终卷人物，归根到底，是为了标榜作者本人即周汝登是得“道”继“统”的圣学传人。《学术史》认为“只是他（周汝登--按）采用了虚悬一格的表达方式，即只讲前提，不讲结论，结论由读者从已知的前提自己推导出来，因而也就更加意味深长了，故说这样的案卷编排自有其学术的深意在”（第203页）。 似此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甚有新意。
    在此，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术史》的写作始终是以“务实求真”自勉。如本书著者所说：务实，就是重实证，“持之有故”，不发“游谈无根”之论；求真，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戒以今人的思想型塑古人，改铸历史。纵观全书，本书著者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著者以十年之功，进行了材料的挖掘，修书目长编，作读史札记，积累和占有大量的资料，使得其发言立论均建立在翔实可靠的材料基础之上，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在材料的运用上，著者总是能辨其是非，析其真伪，绝不盲目信从。如在辨析《理学宗传》的修史意图时，即不放弃点滴疑虑，以追根究底精神，还其材料的本来面貌。《理学宗传》为清代思想家孙奇逢的重要著作，但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仅载有孙奇逢撰《理学传心纂要》，却未提及成书于康熙初年的《理学宗传》。这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安排？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著者对两书的内容和体例做了详细比较，一一加以考证，从而得出明确结论：即《理学传心》和《理学宗传》实是一回事，“很可能《理学传心》是《理学宗传》的初名”（第270页）。 为什么要改用《理学传心》这个名字呢？《学术史》对汤斌为《理学宗传》作序的文字做了详尽的钩稽辨析。汤斌在序中称此书是“吾儒传心之要典也”，以此为参证，再详细比勘《理学宗传》和《理学传心》二书，《学术史》最后得出结论说：“无论是孙奇逢还是汤斌，他们都把《理学宗传》看作是‘传心’之书，故‘宗传’与‘传心’可以互称。”（同上）至此，历史的疑点骤然消失，自然对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就能够作出科学的评价。类似在《学术史》中表现出的一丝不苟的求真精神，时有所见。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传统学术史》不仅立论新颖，富有创见，而且材料翔实，学风严谨，确实是中国学术史研究中难得的创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