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3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04（1999）03-0085-05
    公元265年，司马炎受“位禅”，史称“晋武帝”。 晋王朝建立不久，散骑常侍傅玄上疏朝廷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晋书·傅玄传》作“虚无放诞”，即虚妄浮夸之意）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陛下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
    “清远有礼”作为臣节，是一个完整的德目。清远，是臣僚道德自律的坐标。再往细处说，清是清亮、清纯、清俭的意思；它的对立面是浊，浊即浑浊、污浊、恶浊。清浊之争，是东汉以来政权上斗争的焦点，骨鲠清亮的直臣如杨震、李固、杜乔、黄琼、李膺、窦武、陈蕃、傅燮等及一大批党锢之祸中献身请命的太学生，他们都争一个“清”字。他们吁清朝廷排除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奸佞恶浊的宦官干政。从此，社会上公认“清”是正直官僚、士子的形象特征，“浊”是宦官佞臣的标识。两千年来，每到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清”、“浊”就出现新一轮的斗争。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清浊是判然可分的。有人甚至笼统地认为：封建社会，官场是浊的，学界是清的。与“清”相连属的“远”，是指高远的襟怀、远大的志向和深远的思考。“礼”就是克己复礼，就是广泛理解的道德实践中的每个社会成员有等差的规范。合起来说，“清远有礼”是对直臣的全面的道德要求。
    傅玄认为，朝廷礼聘了清远有礼的大臣就可以做到“教化隆于上”，就有可能做到利用圣主先王的学说启迪感化老百姓。教化就是礼乐教化。对此，荀子讲得很多，两汉儒生所发挥的教化中心论是沿着荀子的学说前进的。如《礼记·乐记》上有这样的话：“周之道德，礼乐交通。”他们讲正人心、重伦常、美风俗等德治的巨大责任，都统摄在“教化”这个词里。因此，“教化隆于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理论，而“清议行于下”则是傅玄标举的全新内容。傅玄从“处士横议，匹夫抗愤”（《后汉书·党锢列传》）的汉末清议运动中，看到古代民本思想得到了新的发挥，也从中看到社会公正舆论给予现实政治的巨大影响。清议运动达到高潮时，发生了“党锢之祸”，成批的士子不惧祸患，以附党为荣，连声名早显的皇甫规将军也以未隶党籍为憾。清议巨大的声势和曾有过的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傅玄的脑海中升腾起美好的崇敬，他幻想用朝廷的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内支持清议，使清议成为洗刷封建统治污垢的基本力量，他构想的新的封建政治的图景就是“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当然，自上而下的教化力量和自下而上的清议力量必须有一批贤臣辅佐运作，使这上下力量形成一种新的合力，以保证政治的清明。用贤臣、通上下之志使政治具有某种透明度的思想是傅玄政论中反复论证的命题。他在《傅子》卷一《通志》篇里论证了通上下志的绝对必要性，透彻地阐明了贤臣的作用“能容直臣，则上之失之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闻矣。”他推阐秦之速亡与汉享国四百年之由，除了人们熟知的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恶闻其失”（《傅子·通志》）外，他特别强调了汉之能任贤臣，才使政治趋向宽简，得民心。他列举汉之直臣周昌、周亚夫、朱云、辛庆忌干政时，颇触皇帝之逆鳞。直臣最可贵者，乃在“通直言之途”，“以为直言不闻则己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内，谀者顺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傅子·通志》）
    君王之私欲难餍，百姓之饥苦无穷，这个巨大的矛盾如何使它不断地调谐，这是“君人南面术”里臣道最关注的内容。傅玄多次论证了贤臣的调谐作用，而充满信心地提出了举“清远有礼”之臣这个臣纲。“清远有礼”之臣，首先他应有清誉，而清誉自然来自社会下层士庶的清议。不难看出，如有骨鲠清亮之臣在朝，势必疏导清议而匡正朝廷，规范帝王的私欲。有理由说，只有“清议行于下”，秕政与君失才能显示清楚；而贤臣驭清议以匡正之，才有可能使教化获得说服力。因此，“教化隆于上”，教化的内容应相当程度地结合清议。这个结合，傅玄有个巧喻，《傅子·假言》篇中说：“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釜鼎乎其间，爨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调，百品以成。天下之物，为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间，则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也。”水火矛盾是激烈的对抗性矛盾，而置釜鼎（即锅）于其间，则水火各得其用。贤臣、直臣就是这个锅。傅玄在《假言》篇里用这个虚拟的巧喻通论对立项的应用，指明一切矛盾体都可以用“陈釜鼎乎其间”的方法解决对抗性矛盾。以哲学的观点看，君民这个矛盾体最好的“陈釜鼎乎其间”就是任用贤臣，从根本上讲，贤臣从属于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君的利益。但是，如果老百姓被压迫得活不下去，或者，虽能勉强维持但无积极生产以奉其上的兴趣，则国家这个大厦就将倾颓，遍地烽烟的农民起义就要发生了。因此，为了促使国家这个具有调节全社会成员利益的“机器”有效运转，达到长治久安，臣僚的贤明与否，就具有关键作用。傅玄的时代，国家这个学说还未发育成熟，但有关“南面术”的讨论已达到相当深入的阶段。在治理国家方面，“君道”、“臣道”这些政治范畴从荀况以来已有了充分的论证，但科学而简明地把握“臣道”这一范畴则是傅玄的巧喻所具有的独创性。
    傅玄痛心疾首的“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是导源于曹魏政权的。曹操从他逐鹿中原开始，讨黄巾，收编三十万青州军，奠定了实力地位，然后各个击破割据势力袁绍、吕布、张绣等，讨平称雄东北的少数民族乌桓，直到最后统一了北方。在这段战争岁月里，他推行了“惟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彻底扫除了东汉以来用名教治天下，征辟孝廉为吏的所谓“德治”路线，一时间，“乘时之士，颇慕纵横”（刘师培语）。这在改变社会风气上所起的作用，清初的顾炎武看得最分明，他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放荡不循规矩）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可见，不仁不孝的跅驰之士集中到曹操的麾下，在打天下时充分发挥了才干。但这个用人路线的确是两刃剑：用兵治国上起了积极作用，败坏道德、盅惑人心上也起了不应忽视的消极作用。曹丕执政的时候，他的统治思想有些趋向道家，稍重个性，情志滋彰，伦理道德的规范仍然被弃之一旁。于是，“虚无放诞”的风气像洪水一样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