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敬仰的另一位“清远有礼”之臣是诸葛亮。《傅子》卷三有一则总体评述诸葛亮的话。他道德赞叹诸葛亮是这一时期的异乎寻常的人（“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接着，傅玄从几个层面论证：其一，“治国有分”。“分”的概念为荀子所强调，即职分、名分要有合理的等差，来抑止社会的纷争。可见“分”即是“礼”。诸葛亮以法治蜀，就是成功地实践了“治国有分”。贾诩曾对魏文帝说：“诸葛帝善治国”（《三国志·魏书·贾诩传》）。其二，“御军有法”。可举一个妇孺皆知的例子，即“挥泪斩马谡”。其三，“积功兴业，事得其机”。这是说诸葛亮审时度势，佐刘备建立蜀汉王业的过程中，事功积累得很丰厚，时机、事机把握得很准。其四，“人无遗刃，出有余粮”。似亦指诸葛亮治国治军甚有章法。出入对举，k22j617.jpg括倾全国之力北伐，前线战士云集，赖木牛运粮，军食已足，而后方留兵虽少，但安谧如故。《傅子》论诸葛亮的这一条，虽然不是言完意足的完整章节，但却是现存最早评论诸葛亮的文献。嗣后，袁准以极大的热情论评诸葛亮的历史贡献，发挥尽致，其论点直承《傅子》（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正论》）。诸葛亮之“清远有礼”，当世人即有口碑。
    汉末之谋“君人南面术”者，他们的理论都是儒道名法兼综的。儒取孔孟的崇仁斥佞避巧伪，重在道德自律；道取贵柔守雌，以虚静待物，是一种宏观气度；名取循名责实，明于逻辑的优点；法则以法、术、势求大一统之轨。当然，“兼综”并不是某种比例的凑合，而是交融互补。荀彧是曹操成就大业的谋主，是参与创建魏国的元勋；诸葛亮是蜀汉政权最重要的建基者。二人的思想里都融入了儒道名法的积极成分，而又各显优异之风采。长久以来，史家都景慕两人道德上的高卓。傅玄以为荀彧是可继孔孟道统的数百年一显的大贤君子，袁准盛赞诸葛亮是蜀汉“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的英雄，称“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正论》）。二人卓越的政治才能又是很不相同的，（如荀彧的识机善断，诸葛亮的谨慎周全）这个卓越的政治才能就充分体现了“清远”。两人在处理君臣大节方面，尤其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地辅佐庸主刘禅，都显示出“礼”字的道德含量。至于清议的潜在力量，此处也可举二例。《资治通鉴》建安二年载，方袁绍称雄河北，天下畏服时，荀彧为增强曹操打倒袁绍的信心，精辟地分析出袁绍的“十败”与曹操的“十胜”，即“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十个方面。这“十胜”、“十败”的分析当然免不了有虚誉的地方，但从总体上讲，他的分析使曹操信服了。这不单表现了荀彧的才识过人，更雄辩地说明了“十胜”、“十败”的分析中，集纳了来自士庶的十分丰富的清议。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总结出前汉之所以兴隆，是“亲贤臣，远小人”的政策的胜利，而“亲小人，远贤臣”是后汉所以倾颓的原因。这一亲一远的因果逻辑是千古的施政格言。不言自明，这格言里融入了汉末清议的大量生动内容。诸葛亮、刘备“叹息痛恨于桓灵”（诸葛亮《出师表》）者，就是叹息汉桓帝、汉灵帝没有采纳清议的往事。傅玄概括的这两个典范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的意义。
    傅玄心目中既有荀彧、诸葛亮这两位典范，他为什么不再举清远疏里明白地加以引证呢？这是由于傅玄上疏之年（公元265年）， 即司马炎篡位成功之日，在这以前五年（公元260年）， 司马昭假贾充之手杀了高贵乡公曹髦。在晋代魏的严酷年代里，出了一批佞臣，如贾充、王沈、荀顗、荀勗等，而竟未出一位“清远有礼”之臣。引荀彧、诸葛亮显然是要触时讳的。然而，傅玄在疏文里明确指出：“陛下龙兴受禅，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在这篇小文里，我们着重讨论了“清远有礼”，而此处必须明确“未退虚鄙之士”并非虚文，而是暗指从龙之臣贾充，裴秀等。如果说“未举”是一个高要求的话，那么“退虚鄙”则是个低要求，用以试探刚“受禅”的晋武帝司马炎。傅玄痛论数十年间士风虚鄙之由，自然地引入本题，这种“避实就虚”，论者的苦心孤诣隐然可见。历史有时也会调侃一些忠谠之士。傅玄疏奏以后，“上嘉纳其言，使玄草诏进之。然亦不能革也。”（《通鉴·卷七十九》）好主张不被采用，只是装点了晋武帝开国的气氛。贪残的司马氏政权一开始就没有少自振作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