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科的性质既如上述，所以各级学校实施历史教育，显然是属于国家的责任。这与语文、数理、或技艺科目，在性质上也就迥然不同。历史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做到像数理或技能科目一般，超然于国家民族的界线之外的，也无法完全摆脱民族文化的传统而不顾。要而言之，它是有主观性、有立场的一门学科。因为历史不是技艺或实用的学科，我们如以“实用”要求它，质问历史有什么“用”，这个“用”似指现实生活中立即的“应用”，当然是错误的。
    根据学者分析，“历史”这一概念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
    二、狭义的历史指人类社会史，只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水平。它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并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趋向完善。
    三、习惯上对历史的记载和阐述也称历史。如正史、野史、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注：赵恒烈：《历史思维能力研究》，页224，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3月一版。）。
    就“历史的记载和阐述”而言，著者是避免不了主观的立场的。例如以三国的历史来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对于诸葛亮北伐之事则记载为“诸葛亮寇边”。但是南宋朱子的《通鉴纲目》因以蜀汉为正统，所以对诸葛亮北伐这同样一件事，则记载为“丞相讨贼”。同样的历史事件，出现完全不同的记载，并不是著者任意歪曲历史的真相，而实是由于立场不同的缘故（注：刘备、诸葛亮在四川的政权，当时系以“汉”自居，北伐的目的在“讨贼兴汉”，蜀或蜀汉系后人所称。）。
    历史的记载和阐述固然应力求客观，但同一史事，涉及两国之间的关系，则立即出现不同的表达方面，这便是由于有国家立场之故。
    例如我国历史教科书里，记载隋炀帝、唐太宗征伐高丽，但在韩国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之为“侵略”。“征伐”与“侵略”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词汇，却是一件史事。而原本同一件史事，其所以出现截然相反的写法，显然是出于国家的立场不同。又如唐高宗伐百济，日本天智天皇派兵援助，被唐将刘仁轨打败，这就是历史上的白江口之役。中国史书描述这次战役称“焚倭船四百余艘，烟焰滔天，海水皆赤”（注：见《新唐书·刘仁轨传》。），这事在日本的古史中也有记载，但只记载“官军败绩”四个字。现在的日本历史教科书，虽然提到了白江口之役的失败，却不提刘仁轨的名字，更不会描述这次战役惨败的情形，这就是国别差异的缘故。所以说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或技能学科之不同是十分明显的。
    更重要的是，历史知识不仅是客观的记载，对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更有认同的差异，以上述隋唐时代的历史而言，韩国人、日本人所知也许不比中国人为少，但是他们会认为这不是“我们的”历史，而是“他们的”“中国人的”历史。韩国从前有一位史家叫朴趾源，他写了一部《热河日记》，记载唐太宗征伐高丽时，打到了辽东的安市，高丽守城的将军姓名不详，称“安市城主”。唐太宗在安市受阻，有一天在城下被“安市城主”射瞎一双眼睛，才退兵而回。这件事情我国的史书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都没有记载，我国历史学者也很少有人去考证此事，即使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恐怕也不知道有这个故事。但韩国的学生就不同了，他们不但都能知道此事，而且上课讲到这个地方，会觉得很高兴（注：王仲孚：《国中历史科的性质与历史教学的基础知识》，《历史教育论集》，页230-231。）。这种高兴的表现，是基于历史认同的情感，所以“历史认同”在维系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凝聚力时，会产生极大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认同”，实以“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为基础，一旦记忆消失，“历史认同”也就会随之改变，爱国情操、民族精神也就会随之消失或改变，清人龚自珍指出“灭人之国，先去其史”（注：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定盦续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其道理也就在此。
    影响一个世代人群的政治、社会价值最重要的经验和记忆，常发生在这世代个人的青少年时期与青年早期（约当17-25岁之间）。因此青少年（与年轻成人）的社会记忆成为受重视的研究主题。由清代开始台湾在地理上、政治上一直处于中国边缘，如此产生的认同危机使得来此的大陆移民常需强调其中国或汉族认同。特别是在国民政府退据台湾，以此一隅宣称为全中国之正统时，强调中国认同更是重要，如此造成数十年来中国历史文化成为台湾文化教育的核心。近十年来，台湾经历相当急剧的政治社会变迁，“台湾本土认同”成为与“中国认同”抗衡或对立的一种政治、社会与文化势力（注：王明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记忆与失忆》，《历史月刊》第105期，页34-40，1996年。）。 八十年代末以来台湾积极进行本土化运动，不仅在各级学校课程安排及课业内容上注重台湾乡土知识的传授，同时在各传播媒题上乡土主题文化都受到极大的重视。毫无疑问，这些学校与社会的“本土化运动”，将深深影响当代台湾青少年的“社会历史记忆”，以及他们的社会认同。根据王明珂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台湾青少年的社会记忆，高中二年级学生对于台湾历史人物记忆出现的频率，较国中一年级学生历史记忆出现频率有很大的改变。根据表二、表三的统计，王明珂先生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本国历史人物的认识差距而言，国一与高二学生在对台湾历史人物的认识上有较大的差距。国一学生常提及一些与台湾基本上无关连的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詹天佑、陆皓东、袁世凯、林则徐、岳飞等历史人物，或如连战、郝柏村、李登辉等现代社会人物。在高二学生的历史记忆中，则出现了孙权、丘逢甲、罗福星、连横、施琅等由历史课本及其他文化媒介中习得的与台湾有关的历史人物。
    在国一学生的历史记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蒋中正、郑成功、孙中山与蒋经国，在高二学生的历史记忆中出现的频率有些升降。郑成功跃居第一，并与居次的蒋中正有较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改变。两先蒋“总统”比较而言，蒋中正被提及的频率差距不大（56.9%∶68.7%），蒋经国则增长了一倍有余（64.7%∶27.6%）。郑成功是开台的代表人物；蒋经国比起其父蒋中正而言，显然是较台湾化的领袖人物。因此他们地位的提升，显然反应着近年来台湾本土化教育与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显示高二学生比国一学生容易接受此影响。（注：王明珂：《台湾青少年的社会历史记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页157-158，1997。）
    由以上的研究可知，青少年的历史记忆，易因政治环境或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改变，事实上，历史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会改变青少年的历史认同。两年前台湾实施“认识台湾”历史篇、“认识台湾”社会篇等新课程，引起社会许多人的疑虑和争论，就是因为“认识台湾”的课程和教科书，将台湾史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来，当时还有一位中研院之“院士”，提出中学历史教学的进程应“由近及远”，即先念台湾史、再念中国史、再念世界史，自谓是“同心圆”式的课程设计，姑不论这种“同心圆”名词的误用，与教育学上的“同心圆”概念混淆，而这种课程如付诸实施，势必使青少年的“历史认同”发生改变，他们会以为“台湾史”是“我们的”历史，“中国史”不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问题关键之所在。（注：有关《认识台湾》教科书之讨论、抗议以及对“同心圆”历史教育之质疑等相关文献收入《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文献》，台湾史研究会出版，199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