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息大规模的民变事件
    刘秀下诏“考实”之后，不少州郡官吏被先后治罪，而那些未被下狱者，也不免紧张起来。至于被治罪官员的继任者，自然更不敢掉以轻心、胡作非为。故当建武十六年八月的“案户比民”即“检核”工作再次进行时，他们再不敢随意玩弄“优饶”、“侵刻”的那套把戏，而是一改“多不平均”的做法，纷纷板起面孔来。然而，这种做法，却又导致了新的问题，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东观记》曰：
    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
    此条史料，范晔系于建武十六年九月河南尹张伋等被杀条下，显具慧眼。（注：按：《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纪》据聚珍本，载为十五年诏。《通鉴》卷四十三沿袭此说，并将此条载入“诸郡各遣使奏事”之前，与“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并为一起，显误。因为既是“优饶豪右”，便不会导致“郡国大姓及兵长”“处处并起”之结果。盖因建武十六年秋，刺史太守“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方引起大规模之民变事件耳。）
    从“聚人田中”的情形来看，州郡官吏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因为“案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核实其姓名、年龄与特征，即如唐人李贤注曰：“案验以比之，犹今之貌阅也”（注：《后汉书·江革传》注引。），故检核户口时需要“聚人田中”。同时，这种做法也利于指认土地之归属和丈量其田亩。但是“并度庐屋里落”，就不免太过分了，因为这与“检核”垦田没有关系，也非属国家赋税征收的范围。因此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民变事件，便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对此，《后汉书·光武帝纪》在记载张伋等“皆下狱死”后接着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民变事件之所以此时形成气候，当主要由以下原因所致：一是地方官吏“不务实核”，引起“聚人遮道啼呼”，因而阻力甚大，进行缓慢。即在八月“案比”之时，尚未完成“检核”任务。二是河南尹张伋等被集中治罪。刘秀之所以在此时杀掉张伋等，目的本在于表示决心，以促使“检核”工作的顺利完成。但是，张伋等地方官吏，本与地方豪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代表着豪强地主的利益。刘秀杀掉他们，就意味着对豪强大姓的打击，这自然激起了地方豪右的愤怨。再加上天下刚刚统一，“起坞壁，缮甲兵”的状况尚未改观，他们仍具叛乱的基础和条件。于是民变事件便就此形成了。
    此次变乱，起主导作用的是“郡国大姓及兵长”。所谓郡国大姓，就是雄霸一方的地方豪强。他们既具雄厚的经济基础，更有众多的宗族、宾客、部曲和依附民。既有一定的武装势力，又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所谓“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13]就是指的这部分人。至于“兵长”，则或为旧割据势力的残存代表人物，或为郡县执掌兵权的地主豪右，同样是称霸一方的豪强势力。他们“直以扰乱，乘时擅权，作威玉食”，一有风吹草动，往往“昌炽纵横”。史称“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盖以为此也（注：《后汉书·五行三》注引《东观书》杜林语。）。至于“群盗”，固然是指下层贫民，他们早在州郡“检核”时，即曾不断受到“侵刻”，乃至“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及至“并度庐屋里落”，更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愤懑。他们在豪强大姓及兵长的煽动、诱惑下，无不卷入“攻劫”的洪流，纷纷起来进行反抗。尤其是青、徐、幽、冀一带，由于“民稠土狭，不足相供”，人民生活最为困苦，而豪强势力异常强大，加上曾为张步、董宪、王郎、彭宠和张丰等割据势力的旧巢，故“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反对“度田”最为强烈。
    与之同时，南方各地也出现了很大骚乱，给朝廷带来了很大威胁。建武十五年，因交趾太守苏定等“张眼视线，牒目讨贼”（注：《太平御览》卷四九一引《东观汉记》。），引起了麋泠贵族征侧、征贰姊妹的暴动。及至次年，“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都麋泠。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11]与之同时，在今安徽一带，李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也闹腾得非常厉害。《后汉书·马援传》载：“初，卷人维汜，妖言称神，有弟了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遣谒者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复为广所败。”此两件事，是否与刘秀的“度田”有关，缺乏证据。但从征侧建立政权后，实施“民二岁调赋”[14]的政策，以及与李广之举兵规模来看，至少可以说都有其滋生的社会条件和土壤。他们与民变事件相互作用，无疑给东汉政权带来了重大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刘秀认真分析了形势，认识到此事若处理不当，不仅“度田”难以成功，赋役制度得不到整顿，而且还会适得其反，使初建的东汉政权重新受到严重威协。因此，为迅速平息民变事件，刘秀旋即下令，释除“沈命法”的制约，采用武装平叛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式予以镇压。对此，《后汉书·光武帝纪》云：
    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
    由此可见，针对民变事件，刘秀采取了武装镇压和分化瓦解的两种方式，一方面派遣使者下到郡国，传达朝廷命令，让“群盗自相纠擿”，以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的方式，加速“群盗”的内部瓦解。另一方面，则诏除“沈命法”的束缚，对“逗留回避故纵”与惧“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以及“畏愞捐城委守”的官吏，皆摒弃前嫌，“不以为负”，只以“获贼多少”为条件，让他们立即进行镇压。此种方式，赵翼称之为“前事之师”（注：《廿二史札记》卷三“两帝捕盗法不同”条。），王夫之称为“不易之良法”，[15]真可谓不择手段了。然自“听群盗自相纠擿”来看，此法只是“诏许”（注：《纲鉴易知录》：“秋九月，群盗起；冬十月，诏许相斩除罪，遂皆解散。”）而已，而绝非刘秀本人所创。至于朝廷为何如此宽容地对待这些官吏，一是形势迫使他不得不然，二是这些人“度田”认真，与张伋等性质不同，自然不能同日而语。
    刘秀下达诏令之后，各地官吏如释重负，纷纷起来进行镇压。与之同时，刘秀又派张宗等“督诸郡兵讨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8]民变事件迅速平息。
    民变事件平息之后，刘秀又采取“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8]的方式，对“豪强大姓及兵长”予以沉重的打击。对此，《后汉书·赵熹传》载：建武十六年末，熹迁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熹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熹上言‘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帝从之，乃悉移置颍川、陈留。于是擢举义行，诛锄奸恶”。据此可见，刘秀在镇压了民变事件后，确曾实行了“徙其魁帅于它郡”的政策。而从平原一郡迁徙者达“数千人”的情况看，当时各郡所迁徙的人数众多，其打击的力度也是相当沉重的。东汉中后期徙豪少见，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但是，对于刘秀徙豪一事，史界的评价却颇多微词。究其原因，就在于“赋田受禀，使安生业”之八字。他们认为，刘秀对这些带头闹事的“魁帅”，不但“不予处罚”，还反而“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这岂非一种“妥协政策”，岂非给予“妥善的”、“优厚的”安排？于是遂得出向地主豪右“让步”、“妥协”以及度田“失败”的结论。[16];[17]这是很不客观的。因为这些“魁帅”都是地方上的豪强大姓，或武断于乡曲的割据势力，而在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下，将他们迁徙到其他地方，就等于剥夺了所有财产，剥夺了在地方上的一切权力和影响。否则，对于这些田连阡陌、资财盈积的地主豪右，又何须“赋田受禀，使安生业”呢？众所周知，在秦汉时代，统治者为限制土地兼并以达“强干弱枝”的政治目的，把豪强权右、富商大贾等兼并之家迁徙到其他一些地方，是屡见不鲜的。而历代政论家无不认为是对他们重大的打击，是即可“外销奸猾”，“不诛而害除”，[18]又可“衰弱诸侯”，“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19]的好办法。也正因为这样，当时的地主豪右、富商大贾，无不视迁徙以为畏途。对此，王符在《潜夫论·实边》中指出：“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以至有些人“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狐死首丘”。那么，既然如此，刘秀又为何“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而不是予以杀戮呢？把他们杀掉不是更沉重的打击吗？这是因为此种做法，一是承继前朝之传统办法而已，并非刘秀独创。如高祖刘邦时，“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昭帝时，“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宣帝时，“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平帝时徙江湖贼帅成重于云阳，“赐公田宅”等等，都是如此（注：《汉书》之《高帝纪》、《昭帝纪》、《宣帝纪》、《平帝纪》。）。不过这种做法，只是“使安生业”，予以自食其力的生活条件，以避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而已。二是采用杀戮的办法并不策略。因为此种做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而对于他们的家属、宗族、部曲、宾客，则毫无触动，反而还会带来更加不安定的因素。此外，“民之于徙，甚于伏法”，运用举家迁徙的方式，也是对他们更加沉重的打击。
    总之，此次民变事件，刘秀是采取了有效措施予以平息的。而且在其过程中，对豪强大姓也给予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也正因为这样，“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8]，出现了一派太平的景象，为明章之际“号次升平”，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