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度田的终结--“更正”与“坐租”
    上文已述，刘秀平息了大规模的民变事件，主要是采用武装镇压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式，而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也的确是相当奏效的。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刘秀仅仅靠这种办法，而不是对那些被“并度庐屋里落”的豪民百姓予以更正其户口田亩，就能草草地了结了吗？就能如此迅速地出现“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局面了吗？刘秀杀了那么多的州郡官吏，度田的态度如此坚决，就能到此结束了吗？也就是说，刘秀在平息民变事件的过程中，是否又采取了其他什么措施，才使民变事件迅速平息，才结束了“度田”的呢？
    然而对此，史籍却并未给我们留下圆满的答案。除了《后汉书·光武帝纪》在论述了民变事件平息后“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之寥寥数字外，《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及《初学记》等类书所引《东观汉记》，以及诸家《后汉书》的辑佚中，均未留下任何的评价。于是，几乎所有的通史著作，无不作出这样的推断：刘秀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完全失败了”，或“不了了之”，或“随即下诏停止检田，向豪强地主让步”。[16]（p287）近期论者也只能从当时“案比”制度的实行等方面，论证其相反的结论，而始终缺乏有力的证据。
    然而尽管如此，浩如烟海的史市蜃楼，毕竟还是映现出了些微的蛛丝马迹。
    首先，“随即下诏停止检田”的说法，在史书中绝对找不到任何证据，只不过是论者的主观臆断而已。故而无须多加赘述。
    其次，“度田”并没有“不了了之”，而是采取“遣谒者为更正”的办法，对“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所造成的后果，皆予以“更正”，然后才结束“度田”的。对此，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四“后汉书间有疏漏处”条中，即曾作过明见的分析，指出：
    《光武本纪》，建武十六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讨之则解散，去又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及弃城者，皆不以为罪，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惟蔽匿者罪之。于是更相追捕，并解散。按是时天下初定，民方去乱离而就安平，岂肯又生变乱？此必有激成其祸者，而本纪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则是时民变，盖因度田起衅也。按《刘隆传》，天下户口垦田多不以实，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有诏核检，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见陈留吏牍有云：……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守令等十余人皆死。据此则十六年之民变，必因十五年之检核户口田亩不均而起衅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盗贼自相捕斩遂能净尽，盖因守令皆以检核不实坐死。遣谒者为更正，然后解散耳。而范《书》略不见起灭之由。
    据此分析，刘秀在镇压民变事件的过程中，并未不了了之，而是“遣谒者为更正”，即对于地方官吏“并度庐屋里落”所造成的某些问题据实“更正”，然后才使民变事件平息下来的。虽然赵氏在此只是一种推断，但是这个推断，却是合乎逻辑、很有见地的。因为刘秀仅仅靠武装镇压，而不是对“并度庐屋里落”所造成的问题予以更正，这样规模的民变事件，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迅速平息下去的。而从刘秀“度田”的态度来看，不达到他的目的，则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否则，这偌多的二千石官吏，不是白白被杀掉了吗？这和刘秀自始至终的坚决态度，不是完全相牴牾吗？与此同时，刘秀先曾“遣谒者考实”，复又“遣使者下郡国”，在其过程中，也完全可能下令采取予以“更正”的办法，并结合武装镇压和分化瓦解的方式，来平息叛乱的。而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只要下令取消了“庐屋里落”的计算，或说明该部分不征收田租、赋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在当时采取了“更正”的办法，当是完全可能的。否则，如此大规模的民变事件，是根本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平息下去的。故翦伯赞先生谈及此事，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次变乱之平息“是由于后来政府派出的‘谒者’，代为更正，然后叛乱才解散”[20]（p378）的。
    再者，最重要的是，《后汉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铁的事实证据，也为赵翼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此载之如下曰：
    （建武）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胃九度。胃为禀仓，时诸郡新坐租之后，天下忧怖，以谷为言，故示象。
    这条史料，弥足珍贵。虽然从表现上看，说的是五行灾异，但在实际上却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反映出了刘秀“度田”的直接后果。因为从时间上来看，“坐租”事件是“新”的，是建武十七年二月前刚刚发生的。从范围上来说，其“坐租”是在“诸郡”发生的，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而从后果来看，“度田”是以“诸郡”“坐租”，即对于那些原先隐瞒了户口田亩，历经州郡牧守的“优饶”“侵刻”，后来又被“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最后复被谒者“更正”之结局结束的。这些人在被“更正”之后，不仅要按其实数从此向国家缴纳赋税，负担徭役，而且还要补交由于“优饶”而少向国家缴纳的租税。所以才出现了“坐租”的事件。否则，在建武十七年前后，我们再难找出因其他事件而导致“诸郡坐租”的因由，更无法理解“诸郡新坐租之后，天下忧怖”这一事象的出现。而只能说明，刘秀在平息民变事件的过程中，确曾采取了“遣谒者为更正”或类似的方式，校定了编户的户口田亩，然后迫使被“优饶”者补交了少交的租税，退回了因“侵刻”和“并度庐屋里落”多交的租税，才结束度田的。当然，那些带头闹事的“魁帅”，都被迁徙到其他地区，其土地和财产全被没收，就更应该说是“坐租”了。这表明刘秀的“度田”，决不是“完全失败了”或“不了了之”，而是经历了一个极其曲折复杂的过程，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的。否则，又怎能迅速出现“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太平景象呢？
    再次，我们从“度田”之后“案比”制度的正常运行和时人的评述中，也可窥见其一斑的。《后汉书·江革传》云：“（革）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动摇，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这说明在“度田”之后，国家的“案比”制度已经进入了正常的轨道，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情况。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言曰：“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后汉书·酷吏传》云：“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自中兴以后，科网稍密，吏人之严害者，方于前世省矣。”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是与“度田”以及对豪强地主的沉重打击分不开的。而这里的“政在抑强扶弱”，主要就是“指‘度田’、检籍斗争而言”。[5]如果刘秀的“度田”不了了之，又如何能出现这种局面呢？
    此外，魏晋南北朝距此不远，我们从时人对“度田”事件的评述，也可窥见其一斑。如《晋书·傅玄传》载泰始四年（268年）玄“上便宜五事”于晋武帝曰：“以二千石虽奉务农，犹不勤心以尽地利。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审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晋书·慕容皝传》载封裕谏慕容皝曰：“臣闻圣王之宰国也，薄赋而藏于百姓……虽务农之令屡发，二千石令长莫有志勤在公、锐尽地利者，故汉祖知其如此，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是以明章之际，号次升平。”《北史·李彪传》载彪“上封事七条”于孝文帝曰：“《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尤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如此。”如果说刘秀的“度田”果真失败了，白白地杀了那么多的二千石官吏，他们又如何会作为历史的经验，建议朝迁“宜审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又凭什么说因此而带来了“明章之际，号次升平”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