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儒士们怀着对新政权的美好憧憬纷纷进入了汉初的大一统国家体制，他们为推动汉代政治的成功转型和儒学的复兴不遗余力。积极用世、直道而行、实现理想、改造汉政、变异儒学、推动经学思潮成为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和共同的价值取向。正是儒士们的群体认同和共同的价值选择，促进了汉代政治的发展，并使儒学发展为汉代的新儒学。本文拟就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史家认为，周秦之际的社会变革与政治转型，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之大事。然而，秦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体昙花一现，继之而起的汉帝国承秦之制，又反秦之弊，对秦制作出了许多改造和补充。所以纵观两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华帝国，不难发现，“真正为大一统专制政治奠基并使其颇为完善的，乃是汉帝国而非秦帝国”[1]（P79），先秦至秦汉成为我国历史的重要转型时期。汉王朝承五帝三王之业，定天下于一，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面对着政治的转型，汉初儒士虽经秦的暴政，遭焚书坑儒之害，但他们忧国忧民的心理意识则是普遍共有的。儒士们“除献身于专业工作外，还对国家、社会、乃至人类事业表现出一种最深切的关怀”[2]（P2）。他们仍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自觉意识和实现理想与价值的强烈愿望，积极投身于汉初大一统帝国政治活动之中，试图以深厚的学理在汉初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以实现儒士们向往的理想政治和良好的人文秩序。
    在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为巩固汉帝国的统治，恢复经济、稳定政治已成为当时社会面临的迫切任务。于是，面对着汉帝国的政治要求，汉初儒士纷纷用世。史载，曹参任齐相时，向长老儒生问治国之术，“诸儒以百数，人言言殊”（《史记·曹相国世家》）。当时，儒士们都积极言政，发表自己对治国的见解和主张，掀起了汉初的思想争鸣，为汉初士风贯注了一种进取有为的学术意识和参政议政的主动精神。然而，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汉初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行与民休息之政策，用来缓解和抵消法家的消极影响。在此情形之下，汉初儒士积极进取的“有为”精神与无为而治的政治形势大相径庭。
    其实，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在于调和社会各种矛盾，是历代封建王朝政治之必需，士之主流的儒生才是专制政治的重要支柱。儒家思想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没有儒家士大夫的帮助和援助，他们便不能够完全统治。儒家意识形态确立了一个统一帝国的基本理想，为维系统一提供了制度框架和文化框架。”[3]（P192）而汉初社会经过秦末之乱，各种制度都有待创立，所以好言礼乐的儒家急欲发展他们的抱负。秩序初建，儒士们就显现出罕见的入世激情。在当时儒士们的心中，入仕是实现他们的价值之重要条件，用世是他们的重要渴盼。一方面在于儒家之学的影响和儒士们对实现“治平”理想和价值的深切期盼，另一方面在于儒士们对旧秩序的憎恨而生发出对汉初新政权的认同并对之寄予了美好的愿望，带着对新政治的无限憧憬，他们纷纷投身于政治，为新的大一统政权构思王者盛世的理想政治蓝图，寻求长治久安之策，其参与政治之热情为中国历代所少见。尽管汉初的刘氏王朝不重儒士，但在汉初的中央政权里，儒士们仍积极用世，许多大政方针的制定都离不开他们的努力参与。用世进取、建功立业，已成为当时儒士们的人生信条。他们纷纷为汉初政权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像陆贾、叔孙通、贾谊、贾山、晁错、辕固等儒士莫不如此。史载，“有口辩士”陆贾常在汉称《诗》、《书》，为汉廷出使诸侯，定南越，除诸吕贡献力量。叔孙通于秦末归汉，积极为刘氏王朝政治上言直谏，特别是其定礼仪深得刘邦之赞许，被拜为太常。贾谊颇受文帝赏识，“贾生昭昭，弱冠登朝”，积极上书言事，为汉政草具仪法，更定律令。贾山亦积极上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言多激切，善指事意。晁错为景帝时的政治呕心沥血，甚至奉献出宝贵的生命……
    当时，儒士们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迫切希望在新政权结构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政治作用。这实是汉初儒士对自身价值、责任与政治权力的充分自觉，也是他们积极发扬儒家用世进取的有为精神的重要体现。故王子今先生认为：“少年为吏，是汉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4]这些少年有为者中显然包括许多真才实学的儒士，少好学、博学，是他们能胜任吏职的条件和入仕的直接原因。他们因其特殊的资质，对汉代政治发挥过特殊的作用。儒士们认为：“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新语·思务》），“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新语·资质》）。他们认为自命清高、隐身不仕实不可取。“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新语·慎微》）儒士们极力称颂入世进取，他们批评出世之儒士“犹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用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视之无优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当世不蒙其功，后代不见其才，君倾而不扶，国范而不持，寂寞而无邻……非谓怀道者也”（《新语·慎微》）。汉初儒士之言典型地显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连一些长久不仕之儒士亦积极用世进取，为汉帝国政治贡献才智。
    西汉初年，对秦亡原因的思考成为社会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汉初儒士们承先秦百家争鸣的余绪，思想言论非常活跃。他们积极著书立说，批判秦政，形成一股强大的“过秦”思潮。当时，“人人争言秦汉间事”，探讨秦二世而亡之教训，总结古今成败之规律。各家学派之士相互论难，掀起了汉初的百家争鸣。这场“过秦”思潮以儒士陆贾、贾谊、贾山为代表。陆贾对于秦政的批判，着眼于秦统一天下后不“行仁义，法先王”。他建议汉高祖行“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治国之策。贾谊批评秦政“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不施仁义，使“天下苦秦”。他总结出“攻守异势”、“取守异术”等治国方针，并向文帝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汉书·贾谊传》）的治国措施。贾山以秦为喻言治乱之道，批判秦王朝赋剑重，虎狼心，不笃仁义，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遂向文帝提出仁义治国之策。他们的积极活动，极大地否定了秦朝的法家统治，使汉初统治者加深了对秦亡教训的认识，并废除了挟书律、妖言令、诽谤妖言罪等禁锢士人思想的法令。
    然而，相对于法家而言，儒家在政治上可谓运途多舛。儒士们虽积极用世，但他们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儒士们的政治遭际是极为艰难的。汉初是军功集团政治，军功受益阶层“少文多质”。布衣将相集团阻碍了儒士们的思想话语对政治的渗透，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前途。在汉初，统治者实行的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政策，使臣下与君主、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锐。由于黄老政治本身的缺陷和不足给政治带来了消极后果，当权者逐渐发现思想文化的有用价值，开始有意识地启用儒生，希望儒生能以文化的力量对汉初政治进行改造，以加大文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整合，为汉初政治提供一套长治久安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在此情形之下，汉初儒士凭借极大的政治热情赢得了对汉初政治用世的话语权力。
    显然，汉帝国统冶者的政治取向，并非出于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初儒士抱着积极的用世进取之心而大量鼓吹，儒士们才得以参与政事，以其文化和政治理念对现实政治进行积极的规范和干预。无疑，汉初儒士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践履，对西汉政治从汉初以法家之术与无为之治为核心向中期以儒家之治为核心的成功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