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过秦的焚书和秦末之乱，汉兴，《诗》、《书》等儒家经典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破坏，散佚很多。经典文本的严重缺失，学术基础的薄弱使汉初学术精神普遍萎弱，儒士们面临着其阶层文化的全面陵替。汉初儒士认为：儒术之兴是社会的需要。恢复和发展儒学，既是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又是他们进入政治体制后的理想和价值的重要体现。为了构建服务于汉代统治的意识形态，恢复因秦火中断的“绝学”，儒士们对暴秦“焚诗书，坑儒士”作了大肆渲染。他们希望新建的汉政权能够重视儒士，重新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儒士们为了在汉初变异儒学、复兴儒学，推动经学思潮可谓不遗余力。
    首先，汉初儒士们深刻反醒了他们在秦的不遇之遭，以前的教训给了他们深刻的启迪。于是，一方面，他们作出了改造儒学，促使儒学变异的努力，以使儒学能够更加适应宗法血缘家族伦理和大一统专制政治的需要。其实，汉初儒士早已意识到：孔子创建儒学，是处在王纲解体、礼崩乐坏的春秋战乱时代。孔子是希望为当时社会提供一套尊卑有序、群体和谐的社会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学说，以使天下安定，社会有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仁政王道乃是为分封制服务的。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它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汉初，儒士们面对的是大一统专制的君主政治，他们的政治构想能否实现完全在于君主的权威。他们深知：儒学在先秦不被诸侯王采纳，“凄清冷冷若丧家之犬”，主要在于其思想“迂阔而远于事情”。要使儒学得以复兴，就要站在汉初统治者的立场上，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符合时代的要求和统治者的需要。汉初儒士在汉王朝废除秦以法一统、禁绝百家的专制思想，并“大收篇籍”时，纷纷著书立说，传播儒学，同时又不断吸纳各家学说精华，改变了儒学只重仁义德治的局面，使儒学形成了融合百家之长的新儒学。汉初的“三贾”（陆贾、贾谊、贾山）都立足于当时政治的现实，站在儒士阶层的立场上，以仁义为本，对先秦原始儒学和儒家思想作出了诸多调整和发展。陆贾为儒学增添了天人感应论及其黄老思想的内容，贾谊给儒学注入了德法并用思想，把道德与功利从原始儒学所认为的对立之中解脱了出来。汉初几十年间，儒士们“皆崇王道，黜霸术”，并对黄老之学实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罢黜”。他们不断地对儒家经典进行初充和完善。儒士们认为，应把“先王之道”和现实的政治相结合，“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特别是汉初儒家学者几乎自觉地把儒学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积极地为大一统帝国吸纳儒学摇旗呐喊。他们有着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果说叔孙通以这种现实的态度为汉王朝制定了一整套礼仪制度，那么三贾则企图从更高的层次上为汉帝国建构一个理论体系。这不仅开启了汉代儒学顺应时事、容纳百家的先河，而且为后来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论与德法并用的儒家政治学说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固然，儒家思想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乃在于其本身适应自然经济特色的农耕文明和以宗法血缘家族为基础的等级结构。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战国秦汉之际的巨大嬗变，没有汉初儒士对儒学的不断调整和发展，儒家之学还是很难迅速地与汉初封建大一统专制制度“亲密结合”的。所以，汉代儒学的很快复兴，与汉初思想界的弃法从儒、变异儒术分不开。如果儒学不与汉初的现实政治相结合，为巩固新政权服务，并为当权派所接纳，儒学在汉初的复兴并非易事。
    另一方面，汉初儒士在促进儒学变异之同时，也积极推动汉初统治者对古圣先贤文化知识的认识，对汉王朝吸纳儒家思想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主张，这对促进儒学和经学思潮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汉初儒士明白：刘邦是在马上取天下的，汉初政权的建立者多是军功之人，“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汉书·文帝纪》），无文化教养的粗鄙是其特质。对于“一个缺乏充分的文化素养，清晰的历史意识的执政集团，不可能单由其自身来主动地完成对社会政治粗简、疏陋的改善和转变”[7]（P44）。文化视野限制了汉初统治者对古圣先王政治理论的认识，需要具有深厚教育涵养的儒士的文化理性对政治的渗透，才能使汉初统治者认识到治国之术离不开《诗》、《书》之道。所以在汉帝国建立不久，汉初儒士就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积极推动汉初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儒士陆贾向刘邦进言：“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汉书·陆贾传》）叔孙通“知当世之要务”，当汉初军功阶层在朝廷上饮酒狂欢，拔剑击柱而使刘邦颇为厌烦时，他适时提出了“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得到刘邦的赏识。虽有“鄙儒”批评他“所为不合古”，对其人格不予肯定。其实，他的行为实为顺应汉初“轻狂”的时代风气的权宜之计，他在适时应变中并未完全放弃士人倡导的道义和良知。应该说，叔孙通对刘邦的说服和诱导对汉初统治者认识和接受儒术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不拘泥于古制成法，才促进了儒学在汉廷的发展，并使儒家在西汉政权中有了一席之地。因而，太史公赞曰：“叔孙通希世度制礼，进退与时变化，率为汉家儒宗。”（《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其后，为促进儒学变异和复兴的儒士可谓层出不穷。辕固、韩生推《诗》之意而解之，“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艺文志》）。伏生得《尚书》二十九篇教张生及欧阳生后，“《尚书》滋多于是也”（《史记·儒林列传》）。《礼》自孔子时其经不具，而高堂生之后，《礼》篇数日多……同时，推动统治者认识儒学的汉儒也不断涌现。他们的思想或学说也受到了汉初帝王的重视。所以，正是汉初儒士们的不懈努力，不仅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而且也促进了儒学与现实政治，特别是与官方权力的结合。正是几代儒士的不懈努力才使汉初统治者逐渐改变了轻视儒生和儒术的看法。史载，高祖于公元前196年发出了求贤诏，并亲自祭祀孔庙，开帝王祭孔之先河。高祖晚年还写了一篇《手敕太子》文，对其不重传统文化作了深刻反省。高祖之后的孝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皆置博士”（《孟子正义》卷首）。景帝时还始立《诗》、《书》、《春秋》的经学博士。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意识，也始自汉初。这都表明汉初统治者吸纳儒学和儒士的积极态度。由此可见，是儒士们促进了儒学的变异，才使儒学发展成为适应汉代社会的新儒学。是儒士们推动了统治者吸纳儒学，才使儒学逐渐得以登上汉代的政治舞台。
    总之，在汉初社会积极进取的“锐气”之中，儒士们对新兴的汉政权充满了信心，他们以负载天下的雄心大志和昂扬进取的姿态、积极主动的用世进取精神，效力于大一统的汉政权，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直道而行，为实现自身的理想与价值，为汉政权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为促进儒学的变异与复兴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汉初儒士们的共同努力下，到武帝时，儒学已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也成为汉代独占鳌头的官方统治思想，并发展为延续二千多年的我国思想文化的主流。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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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4]王子今。两汉的少年吏[J].文史，（2）：23-25.北京：中华书局，2000.
    [5]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李军。士权与君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