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话语不等于言语，亦并非泛指语言实践或个人表述方式。相反，它是指语言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群体表现形式。”[1]（P31）因而话语是没有单个作者的，它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却又暗中支配各个群体不同的言语、思想、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西方学者福柯曾说过：“个人不可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说明一切。”处在汉初大一统社会之中，儒士们越来越深感自己与先秦先辈们的身份和地位大不相同。承秦之制的汉初政权，仍以法家之治为其核心。士人与君主的关系怎样，他们内心仍然不得而知。儒士们已意识到专制政治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不适之感，从道与从势成为汉初儒士面临的重大选择。但是，汉初儒士明白，“守道者谓之士”（《新书·道术》），坚持“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新语·本行》）。他们虽被纳入了大一统政治的国家体制，但仍然承先秦之遗风，不愿以牺牲自己的思想言论、丧失人格尊严而委身从势，沦为帝国的附庸。他们认为儒家士人的规范品格，乃是志于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秉承先秦儒士的精神传统，汉初儒士仍如先秦儒士投入私门那样直言极谏，言词激切，抨击时政，指斥君主之过失。
    儒士们首先认识到秦的暴政导致秦二世而亡。为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其自身理想价值的实现，汉初儒士极力劝谏汉初统治者审视秦王朝的统治政策，顺应时代要求。他们批评秦政缺乏‘仁义’之道义原则，缺乏足以摄万民之心的礼乐教化，缺乏约束君主、纠矫失误的规谏机制。他们对秦政的批判，都立足于汉代政治现实，其政治批判的目标是秦政与法治。由于“汉承秦制”，其“批判锋芒也就同时直指汉之承秦的那些方面”[5]（P324），所以汉初儒士批判秦政，目的在于改革汉政。他们著书立说，上言进谏，都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理想与价值，为汉政提供新的指导原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初儒士以道自任的价值心态与传统精神并未改变。他们依“从道不从君”的原则，积极对社会各阶层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作出合乎“仁义”的分配，以勾画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政治理论体系，实现儒士们向往的理想盛世。然而，文化视野限制了汉初军功集团对古圣先贤政治理论的正确认识。这就给汉初儒士们实施其治平理想带来了很大困难。汉初儒士们对天下为一的政治的热切期盼和呼唤换来的却是汉代帝国政治对儒士的巨大压力。儒士们的美好愿望和理想被无情的政治深拒。他们深感大一统皇权专制的压力，自我选择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的丧失。
    但是，儒士们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群体，他们具有超越的品格，坚持理想的价值和理念，坚守独立的节操和人格。他们不愿成为帝国的工具性角色。虽然他们进入了大一统政治体制，但他们对秦的严刑峻法深有感触，对汉承秦制亦有看法，他们怀着深切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情，在大一统专制的压迫下挣扎。儒士们深感“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淮南鸿烈·主术训》）。无情的事实使他们逐渐清醒，他们想象出一种话语策略，以制衡无上的君主权威。儒士陆贾构建的灾异论，认为天道对有德者示以祥瑞，对暴君则降以灾异予以遣告。他创建的天人关系把天和人联系起来，国家成为天道的派生物，由天命决定兴亡，君主权力受天道制约。因此他的天人感应论和天降灾异论的建构，就是为了把儒家仁义观纳入官僚政体作为合理内涵，并对君道加以限制，给君主套上一个紧箍咒，使君主不能滥用权力，以实现士权与君权的合理化，为儒士们在专制王朝中实施治平理想创造条件。这也反映出他们直道而行、不愿委身从势的现实心态。其天人感应论和天降灾异论还被后来的儒士发扬光大，成为制衡君主的重要工具。
    汉初儒士目睹了秦帝国政治大厦倒塌的无情事实。他们非常清楚：帝王之位可变无常，“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新书·修语》）。故古代传统的天命无常、唯德是辅的思想在儒士们心中萦绕。尽管他们的道义原则不如先秦之时，但许多饱学之士仍然具有传统儒家的气节和理想。他们认为守持道义、勇于直谏是儒士的立身之本。“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新语·辨惑》）汉初儒士明白：他们在大一统专制之下的治平理想和治国措施很难像先秦诸侯王时那样被积极采用。但“士志于道”成为君子儒的情怀仍在他们心中激荡。他们认为儒士“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的士节士风仍应保持。故在“道”与“势”的对立中，汉初儒士乃是考虑道的尊严，“壹其道而定其操”（《新语·思务》）。他们认为应“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故“忠臣之事君也……所以蒙死而竭知也”（《汉书·贾邹枚路传》）。儒士们言论的劝谏并不避君主的权威，死谏已成为当时儒士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以理抗势，冒死进谏之儒士大有其人。贾生数上书，好直谏，忠而被谤。辕固敢于在窦太后问《老子》书时说，“此是家人言耳”（《史记·儒林列传》）。甚至连“大滑头”儒士叔孙通在高祖欲易太子时，亦“愿伏诛以颈血汗地”（《读通鉴论》卷2），表示强烈反对，而并非一阿谀之徒。
    汉初社会经历了从战乱到统一的政治变局，儒士们虽早已接受了君主集权统治的政治模式，自己也成为文士与官僚相结合的士大夫，但他们仍是思想文化和道义良心的保持者和维护者，是直道而行、实现自身理想与价值、改造帝国政治的有为之臣和直谏之士。正是儒士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践履，激励了汉初士风健康向上的势头，张扬了儒学的献身精神。尽管汉初政治制度还处在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进程之中，承秦之制的法治传统仍需不断改造，但儒士们的理性反思和政治介入仍为新的大一统专制集权的发展和完善贡献了力量。同时，儒士们“毕竟在暴秦文化灭绝的余烬中重新拨亮了道义与士权的点点星火，这点点星火将在随后的日子里为汉代士人的文化仕途和心路历程指明道义的方向”[6]（P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