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盛唐时代的刘知几《史通》，是我国古代最系统、最具特色的体例完备的历史学理论著作。仅就其著作规模和理论框架而论，可以说，在古代没有任何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可与之相媲美。刘知几不但在著作名称上标新立异，而且在著作框架的设计和论述方法上都独具特色。他不仅在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沾溉后人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以自己的亲身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学创作方法的遗产。考察刘知几《史通》的著作思想与方法，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
    一部理论著作的名称是规定该著作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它往往概括地反映着著作的基本内容、体制和作者的思维方式。现代理论著作名称大多是由词或短句构成，表达一个完整明确的中心论点或中心论题。这种以论题作为书名的名称制作方式，一般应在民族思维能力高度发展时才能出现。春秋末期的《论语》是我国最早以书名体现内容性质的著作。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而战国初期的《墨子》，则是最早以论点作为篇名的著作。但是，在春秋战国期间，人们著书撰文，大多不重视书名、篇名的制作，一般不是先拟名称再写作，许多著作的名称是后人所加。有以作者名称转换为著作名称的，比如：《老子》、《荀子》等。有截取原文构成篇名的，比如：《论语》的《里仁》篇，截取原文第一句“里仁为美”的前两个字构成。这类篇名既不成词，也不成句，没有严格的内涵意义，只是文章的起始标志，不能反映篇中的内容。到汉代，由于知识的进步，图书的丰富，人们才普遍注意到著作名称的重要性，注意到名称与内容的关系。加之目录学、经学兴起，目录学家著录图书时，偶而也对著作取名原由、内涵意义进行阐释。“《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注：《汉书·艺文志》。）传注训诂家们在解释经书中的字、词以及其他各类概念时，自然也涉及到对著作名称的说解。或解篇名，“谟，谋也。皋陶为帝舜谋”（注：《尚书·皋陶谟》伪孔传。）；或解书名，“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注：《尚书》伪孔传序。）。这种解释著作名称之具体含义的现象在汉代以后为数不少，但对其理论思考的却不多见。直至唐代刘知几才第一次把著作名称作为重要论题提出来设专篇进行详细论证，并结合自己的著作进行实践。
    刘知几在《史通·题目》篇专门讨论史学著作名称的设置问题。此篇立论的基本思想是“求名责实”，即追求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他将著作名称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书名，一是篇名。书名在著作名称中是最高层位的概念，其制作原则是“名以定体，为实之宾”，意思是书名是用来规定著作的体制风貌的，即体现书的内容性质和体裁，是内容的概括形式。而篇名是次于书名的下位概念，制作时则要根据书中内容“区分类聚，随事立号”，就是将书中所记载的各类具体事实按性质不同划分类别立篇，以每一篇的论述中心作为篇名。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在确立自己的著作名称时是煞费了一翻苦心的。书名怎样立？篇名怎样定？也就是说要写出一部什么性质和规模的书？是沿袭旧名，写旧体裁？还是“革旧”“取新”，另辟蹊径？刘知几反复斟酌，认为自己受主观客观各种条件限制，既不能像前人那样独自写出一部唐朝史，也不愿“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在史馆“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注：《史通·忤时》。），他根据自己耿介的性格，“喜谈名理”的学术爱好和想刊正孔子以来各类史书的过失的理想，决定创作一部旨在“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注：《史通·自叙》。），即辨别史书宗旨，探讨史书体裁体例的有关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以表现自己的志向。但是，这类著作没有先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著作名称问题。用什么样的名称能概括全书的内容，确定著作的体制，体现自己的学术旨趣？刘知几经过仔细推敲，又与同行商议，决定参考借鉴汉代经学理论著作--《白虎通义》。
    刘知几在《史通·原序》中说：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
    刘知几在这里首先阐明了他为自己著作定名的主要根据。汉代集论经传于白虎阁，所论结果定名《白虎通》；刘氏撰此书于史馆，书成就定名为《史通》。《白虎通》是《白虎通义》的省称。在汉代经学兴盛之时，经学家阐释经书创立了多种体裁，有“传”、有“训诂”、有“通义”等。“传”主要是补充事实，为叙事体；“训诂”主要是解释字词，为随文释义体；“通义”则主要是理论（即义理）上的阐发，为理论文体。自西汉刘向创作《五经通义》，开创经学理论著作文体--通义体之后，采用通义体进行理论阐发的著作层出不穷。章帝时，经书流派既广，异说既多，希冀从义理上进行统一的白虎观会议，沿用通义体，创作《白虎通义》，把经学进一步理论化，成为汉王朝的治国法典。这里的“白虎”是指“白虎阁”，本为汉代观阁名，由于在此召开了经学研讨会，于是就借用来指经学，成了经学的代称。“通义”就是疏通义理，是经学理论著作的文体名称。显而易见，刘知几仿《白虎通义》而作《史通》，“史”即指史馆，“史馆”在这里借来指代历史学；“通义”依然是作为理论文体名称出现，它规定了本书的体制。所以，《史通》的全称应是《史学通义》，即“历史学理论”，“历史学”是对全书内容的高度概括，属学科专有名词；“通义”揭示此书属理论文体性质。刘知几又采取截取命名的方法，截取“史”“通”二字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其次是探寻史之称“通”的来源，证明“史通”二字是可以搭配，独立使用，作为书名是合理的。
    《史通》的书名与篇名的关系是辩证的：书名是主论题。而篇名是书名的具体化，是主论题的分论点。今本《史通》由49篇论文组成，每一篇都是有关历史学理论的一个分论题。每篇的篇目就是该篇的中心论点，共49个论点。比如，刘知几对隋唐以前史书体例进行全面总结，集中评论了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等六个史学流派。他就以“六家”作为论点，并以此名篇，为《六家》篇；论述断代史的范围，就以“断限”作为论点，设《断限》篇集中讨论断代史的记时、记事范围；以“古今正史发展变化”作为论点，设《古今正史》篇，按时序论述自古讫唐正史发展源流；以“怀疑古史”作为论点，设《疑古》篇，探讨《尚书》的内容，大胆怀疑儒家经典，等等。这样，篇与篇之间的关系是同一层次，是在历史学理论这个大论题下划分的小类。篇名针对篇中内容来讲，又是名，篇中实际内容是“实”，是“事”，是篇名的具体化，立名的依据。但在书名这个大论题下，篇名与篇中内容又是书名的“实”或“事”。可见《史通》的书名与篇名无论在设置原则和内涵意义上都是有区别的。
    刘知几撰著《史通》，把经学领域的“通义”体名称移植到史学领域中，创作出了历史学理论文体，开辟了中国专门史学理论研究著作体裁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