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知几不仅在书名的设置、内容框架结构的选择上独具匠心，而且在评论方式上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众所周知，一部史学理论著作，所要评论的内容只有与其独特的评论方式相结合，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其史学思想和史学价值才有实现的可能。通观《史通》全书的理论体系，我们不难看出，刘知几在编排《史通》篇目顺序时，将史学文章体裁论放在内篇的最前面，将史学创作论、批评论置其后，这正是以分体史学史、史家著作评论作基础，从而上升为系统的史学理论。就是说，刘知几在评论方式上是贯彻了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具体言之，即主要采取了史、辨、评相结合的评论方式。
    所谓“史”，即“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注：《史通·忤时》。）的方法。意思是探赜史学产生源头，寻求其发展支流，达到追源其开始，总括其终了的目的。比如，刘知几考察古代史学流派之一--《尚书》体的发展史，自《尚书》产生，沿其两千年的发展脉络论至隋代王邵《隋书》，“《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乞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80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注：《史通·六家》。）。刘知几正是在“历观众史”（注：《史通·书志》。）之中，总结出了众多史学创作的规律。比如：分逐一考察先秦至唐代的史官制度的历史，辨别不同时代史官职守，才悟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注：《史通·史官建置》。）的道理。同样，他正是立足于对大量的、自古迄唐的史家、史学著作的分析研究与综合评论的基础上，才得以创造性的提出彪赫千年的“史家三长论”。这种擅长以史的眼光和方法去分析史学现象，总结规律的作法，使刘知几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就。
    所谓“辨”，是指对历史学理论问题的辨析，特别是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刘知几具有十分强烈和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他想接续孔子，“行夫子之事”（注：《史通·自叙》。），刊正孔子以来各类史书的过失。特别要对司马迁以后至唐初各类纪传体史书“普加厘革”，进而建立起他理想中的国史体例。那么，他在“厘革”前人过失时，必然要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或者给旧的概念赋以新的内容。比如：“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注：《史通·本纪》。）。这样细密入微的辨析，使本纪的本质特点、写作方法灿然明白。又如：对《尚书》书名的辨析，“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惟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注：《史通·六家》。）。刘知几援引各家解释《尚书》的文字，进行比较辨析，从体裁的角度赞同了王肃的解释。
    所谓“评”，是指对各类史学现象的分析评论。这是最具创造性的部分。比如：“《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放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注：《史通·杂说上》。）刘知几在此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司马迁天命论的悖惑，提出“论成败，固当以人事为主”的杰出的史学批评原则。
    然而，刘知几在评论各类史学现象时，是将史学史、史家著作辨析评论和理论阐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比如：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丙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诛，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偄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省文可知。（注：《史通·论赞》。）
    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部分兴起于《左传》，此后至唐初各家史著皆有此内容，但提名不一。仔细辨识，“其名万殊，其义一揆”，“总归论焉”。他通过对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各家史论进行考察，认为史论的作用在于“辩疑惑，释凝滞”，历史学家在写作这部分内容时“尤宜阔略”，必须做到“事无重出”（注：《史通·论赞》。）文字简省。这就是他的由具体到抽象的史、辨、评相结合的评论方式。
    这种史、辨、评相结合的评论方法，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以大量的具体的史家、史著为立足点，在博览深研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史家著作做出恰当的评价，从而总结出史学创作的经验与规律。这是刘知几积数十年功力形成的独特的评论方式。
    综上所论，刘知几借鉴经学领域的“通义”体，创历史学理论文体；又借鉴诸子著作结构，创历史学理论著作结构；并创造性地采用史、辨、评相结合的评论方式，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理论著作方法的先河。在他的历史创作方法中，有继承，有创造。他继承，不因循守旧，“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注：《史通·模拟》。）。他创造，不片面求新，“取其道术相会，义理互同”（注：《史通·模拟》。），实事求是，“择善而行”（注：《史通·题目》。）。他创造的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著作的体裁体例，成为此后史家模拟的榜样。千年之后，清代史学理论大家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在著作方法上也没有超越其藩篱。刘知几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有关历史学创作经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