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知几借鉴《白虎通义》的名称创立了自己著作的名称，并通过著作名称限定了著作的性质和体制。但是，《白虎通义》的内容结构并不适合刘知几为自己著作确定的“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注：《史通·自叙》。）的评论性著作的内容框架结构。《白虎通义》全书共12卷，47篇，阐述了有关经学的47个专题。书中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说明经学义理。如：卷一《爵篇》：“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这种呆板的问答式的陈述方式不能自由地阐发思想，难免会被明人李维桢讥为“止于条对，而广雅未该”，甚至认为“乌可与子玄例也。”（注：《史通评释序》。）刘知几在30年的史馆工作实践中认识到，编著史书“宜明立科条，划分区域”（注：《史通·忤时》。）。即首先制定体例原则，“以类区别”（注：《史通·载言》。）著作内各部分的界限。至于评论性著作的体例原则、内容界限怎么确定？这就迫使他必须另寻新的著作思路。
    早在战国时代，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百家争鸣和由此而产生的绚丽多彩的诸子文化成果，是这个时代对历史最富魅力和光彩的奉献之一。诸子著作从古代文体分类来看都是属于论说体，大都从讨论如何治理国家入手而展开哲理思辩。其中有单篇论文著作形式，有采用论文集的著作形式。而产生于战国中期的道家学派代表作《庄子》在著作方法上又前进了一步。它首先将著作中的33篇论文按类别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注：唐成玄英《庄子序》。）《庄子》的作者想首先阐明庄子玄妙的道理，所以将内篇编在前面。由于内篇道理深奥，便于内篇文字之外另立篇目补充。各篇之下再设立相应的论文。这种以内篇集中表达作者学术宗旨，外篇作补充说明的著作方式对后代评论体著作影响甚大。到汉魏六朝之际，诸子遗风余韵虽不及先秦昌盛，但也不乏荦荦大者：刘安《淮南子》、扬雄《法言》、王充《论衡》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仅深刻影响着刘知几，同时在著作方法上也为刘知几创作《史通》提供了营养。其中对刘知几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要算刘安的《淮南子》。刘知几曾以《史通》与《淮南子》对比，认为：“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若《史通》之为书也，……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注：《史通·自叙》。）《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众家之说的汉代诸子著作大家。书中许多内容是采撷《庄子》思想写成的，自然在著作形式上也受到《庄子》的影响，采用内篇外篇的结构形式。《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21篇，《淮南外》33篇。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注：《四库全书总目》：“今所存者二十一篇，盖内篇出。”）这种以内篇为核心，集中阐述学术宗旨，以外篇作补充的结构形式，可令读者一望而知，便于了解其学术思想。比那种不分区域，不论主次，混杂编排的论文集又前进了一步。这种谋篇布局的方式直接影响了刘知几。
    今本《史通》的49篇论文，紧紧围绕着史学“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主题展开论述。其中内篇36篇从史书体裁体例、创作方法、史学批评和史家人才要求等方面归纳出一系列原则，构成一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是全书的主干部分。其中《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11篇是集中辨别体裁体例结构的。我们称之为史学文章体裁论部分。《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直书》、《曲笔》、《模拟》、《书事》、《人物》、《序传》、《烦省》、《杂述》19篇，集中阐述史书谋篇布局，创作原则等方面的体例。我们称之为史学创作论部分。《品藻》、《探赜》两篇阐述史学批评原则。我们称之为史学批评论部分。《鉴识》、《核才》、《辨职》3篇， 集中阐述史学人才方面的体例，我们称之为史学人才论。由此四论构成刘知几史学理论的基本体系。另有《自叙》篇是叙述他研究史学的经过和著作史通的本意，应视为全书的总序。而外篇13篇是对这个体系相关问题的补充：《史官建置》阐述史学创作组织源流、《古今正史》阐述自古讫唐历代国史的发展源流。这两篇一是从制度发展的角度，一是从国史源流的角度对以体裁为评论中心的《六家》、《二体》的内容进行补充；《疑古》、《惑经》、《申左》是对书中反复评论的《尚书》《春秋》《左传3部古史内容的探讨； 《点烦》是在《叙事》《烦省》的“文约事丰”思想指导下举例点灭烦文；《杂说》（上中下）3 篇是杂评先秦至唐初史书存在的各类问题，可以作为内篇相关问题的补充；《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集中批评《汉书·五行志》的违例现象、编纂错误及记载内容的虚妄，可补充《书志·五行志》部分。《暗惑》考证《史记》至《晋书》史事真伪，主张文史分家；《忤时》全文收录与萧至忠信，信中申明他没有独立写出国史的原因和辞官的理由，并集中批评了唐代中期史馆制度。这样，外篇分别可以对内篇的体裁论、创作论、批评论、人才论进行补充，确实可以起到阐发内篇未尽之意的作用。
    这种以内篇集中表述史学学术宗旨，外篇作为补充的内外结合相配，以内为主，以外补内的结构形式，是刘知几参考借鉴诸子论著结构形式，创作的传统史学理论著作的体例。无论内篇所论，还是外篇所评，都属于“史学通义”的范畴，都统属于《史通》这个总论题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