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史公在《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以来，历代史书对夜郎的追述、考证不绝。1978年贵州社科院成立伊始，即组织贵州史学工作者先后举行了3次夜郎讨论会， 将夜郎研究向深广推进，取得可喜成绩，并引起国内学人关注，纷纷撰文一抒己见，但至今仍未求得共识。
    由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著称于世。夜郎文化是中华上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夜郎文化的定位及其再现，不唯是贵州、西南古代文化研究、发掘、整理的一巨大贡献，也应是对全国乃至人类古代文明的一大贡献。
    夜郎是战国至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许许多多民族地方政权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方国。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因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愈举兵相攻，不听朝廷调解，甚而“刻木像汉使射之”，因其桀傲不驯，而为新任牂牁太守陈立所所杀（注：《华阳国志·南中志》）。夜郎国遂灭。
    夜郎历史中断迄今2千余载，史书的记载又语焉不详， 与之相关的诸多史迹也渐渐模糊或湮埋，使后世对其研讨多感困惑、迷乱。要正确地再现夜郎的原貌远非轻而易举之事，需借众手之力，集中恰当的思路与方法合力共研方见显效。
    夜郎是古代西南地区存在过的一个客观社会实体，我们对其认识、探索、研究均属于主观行为。要使主观认识合符客观实际，我认为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多学科、多方位地综合研究。夜郎是历史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地跨今川、滇、黔、桂四省区的地方政权，须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学科及相关省区的力量作综合研究、合作探索，非单一学科所能胜任。因其不像周边巴蜀文化、楚文化、南越文化、滇文化有着较为单一明显的省区地域性。研究力量中以贵州为主，并需相关省区的通力协作。
    须作时空定位。我们所谓夜郎系指司马迁所载夜郎古方国，时在战国至秦、西汉年间。其势力范围以贵州西部为主，兼及川南、滇东、桂西北部分地区。然其自身的统治领域或政治中心则狭小得多。晋、唐时期的夜郎郡或夜郎县在历史渊源上虽与古夜郎有关，但无论于时间、空间及内涵上都不能与古夜郎等同，不能以之作为探讨的对象或依据。
    文献资料应以当时或与之相近的古籍为主。唐蒙通夜郎和朝廷授夜郎以王位，在夜郎境内设置郡县及夜郎国灭均在西汉时期。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只有司马迁的《史记》，稍后追记者有东汉班固的《汉书》、魏晋时之《水经》及距夜郎时代不远、地域相邻的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等书。这些古籍的作者或系当时人记当时事，或于时空上去夜郎不远，所载为第一手资料或较为近似资料。再后的许多著述因与夜郎相隔过久，只能作为参考，不可主次含混。
    力避地方情绪、民族情绪和个人情绪的影响。存在数百年，曾显赫一世的夜郎随着“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留传而在内地家喻户晓。夜郎悠久的历史、文化已成为西南地区、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段重要历程、一份辉煌荣光。夜郎原貌的揭示及展现，对西南地方史、民族史的编写和旅游业的发展均有相当意义与价值。若受乡土热情、民族感情、个人功利趋动来进行研究，可能会防碍理智、客观地取舍、认识和理解相关史料，不唯无助于揭去遮掩着夜郎的神迷面纱，还会增添更多的浓云密雾，为后世添乱。
    防止凭孤证作结论。自然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间有着某种相近、相似以至相同之处不乏其例。但此一事物毕竟不同于彼一事物。每一事物都有其各自特性，是不能相互取代与等同的。某些地域或民族尽管在某种名称或某种文化习俗上与古籍所载夜郎的名称、习俗相同或相关，据此认定古夜郎就在今此地，就是这一民族所建立。舍去相关的时空界定及其它重要因素、必备条件，这样的论据难免显得单薄无力，是不可取的。杂居地区的民族习俗大致可有3种类型，一是各自的传统性，一是共有的地域性，一是相互影响渗透而出现的吸纳性。
    如果我们从上述研究思路、方法上能达成共识、共勉，就有可能找准切入点，合作攻关，较为有效地将夜郎研究逐渐向纵深推进。
    一、牂牁江考
    《史记·西南夷列传》4次提及牂牁江。 先是大行王恢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时，得食蜀蒟酱后，问是从何处运来的，回答为：“独蜀出蒟酱，多持窃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第三次乃唐蒙给汉武帝上书时说：“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最后是朝廷“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从蒟酱引出牂牁江，从牂牁江引出夜郎，从而导致汉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发巴蜀卒开修僰道至牂牁江通道以经略夜郎控制南越的战略决策。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公认的信史。其中西南夷列传的有关记述也是可靠的。太史公不仅掌握着大量的文书档案，还亲自到过“西南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注：《史记·太史公自序》）。据上所载可知夜郎临牂牁江，江可行船通番禺是牂牁江的地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