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诏距汉高后二年不过九年而已，在第一段诏文中出现了二千石、六百石、五百石、二百石诸秩，二千石显然是最高一秩，其上并无“中二千石”。第二段诏文向“故吏”授予“家唯给军赋”的待遇时，最高的受惠者是“佩二千石官印者”。那么，若存在更高秩级的“佩中二千石官印者”的话，怎么会把他们忽略不计了呢？顺便说，《秩律》二千石诸官中所列车骑尉、备塞都尉、郡尉和卫将军，应该就是惠帝诏中的“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者。可见，汉惠帝诏所述，与《秩律》在细节上也能互相印证。
    汉惠帝诏中无“中二千石”，这跟贾谊的说法正相一致。不妨跟较后的赐爵赐金之例加以比较。《汉书·武帝纪》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汉书·昭帝纪》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昭帝始元五年“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在中二千石成了一个秩级之后，依秩行赏赐爵便都从“中二千石”开始“赐”了，漏了谁也不能漏了他们。反过来说，汉惠帝不赐中二千石，是因为那时还没这个秩级呢。
    《秩律》还没有“中二千石”，这一点还可以通过长官的副手“丞”来判断。紧接着前引二千石诸官之后，《秩律》所列内容为：
    （二千石诸官，略）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
    □君，长信□卿，□傅，长信谒者令，□大仆，秩各千石。
    栎阳、长安、频阳、临晋、成都、□雒、雒阳、酆、云中、□□□□□、新丰、槐里、睢、好畤、沛、合阳，郎中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长史、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第43-44页第443-444简，第193页释文）
    如上引述主要是为了“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但之所以把御史长史以下都列在这里，是为了显示《秩律》的秩级排列大致由高而降，同时兼顾官职类别。《汉书·百官公卿表》：“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而《秩律》中最高的“丞”就是六百石，却看不到“中二千石丞若干石”的记载。因《秩律》中“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的位置并不紧接其二千石长官之后，那么，若《秩律》有中二千石长官，则其丞秩级也不会紧接其后，按《秩律》的排列规律，它应该出现在二千石诸官之后、“二千石□丞六百石”之前这部分里。然而这部分并无中二千石之丞，整个《秩律》都看不到中二千石丞，这只能说明当时还没有中二千石，遑论其丞了。
    《秩律》所列诸卿中没有“宗正”一官，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查《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那么，在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罢省宗正之前，王国是有宗正之官的。可《秩律》中却不见宗正，那么，要把《秩律》二千石所列诸卿视为王国官的话，就会遇到如是困难：当时众多王国怎么全都没有宗正之官呢？这也太凑巧了吧？而若把《秩律》二千石诸卿视为朝官的话，这个现象就比较好解释了。比如，当时朝廷的宗正有职无人，所以《秩律》不列，甚至可以猜测这是吕后压抑宗室的刻意之举。这样说来，《秩律》二千石所列诸卿反倒只是朝官了，其中不包括王国官；王国的官职设置比于中央，但并不另列于《秩律》之中。（而且王国设官比之中央，并不包括所有官职，例如《秩律》所见车骑尉、备塞都尉、卫将军，就是王国所没有的。）
    进而就是为什么中大夫令、郎中令要特标“汉”字的问题了。下面对此加以讨论。前面假定《秩律》所列诸卿都是朝官而非王国官，然而这与这两个“汉”字好像存在抵牾。不过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二年律令·津关令》：
    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置马关中。有县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为书告津关，来，复传，出，它如律令……（第49页第504、508简，第207-208页释文。按，以508简接504简，采用的是陈伟先生意见）[3]。
    相国、御史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县道官听，为致告居县，受数而籍书马识物、齿、高，上郎中……（第49页第513、514、515简，第208-209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1简，第210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2简，第210页释文）。
    据彭浩意见，这些条文的形成时间约在汉惠帝时，至迟不过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4]。
    在《津关令》的上文中有个很容易被忽略却很有意思的地方。中央的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买马，由中大夫令上书；中央的郎骑买马，虽说是由“相国、御史请”，但郎中令也负有责任--“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上郎中”、“郎中为传出津关”、“自言郎中，郎中案视”的“郎中”，都是郎中令。但鲁国就不同了，中大夫、谒者和郎中买马，都是“丞相上鲁御史书”，即由御史大夫出面上书奏请。那么，鲁国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哪儿去了？他们怎么就不来管管下属买马的事呢？就跟鲁国没有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似的。由此，笔者认为，当时王国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的设置，存在着某种未知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