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律》对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二卿特别标“汉”字，记作“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而其他诸卿，以至其他诸官，却都没有这种情况。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汉初，王国百官同于朝廷，王国同样有中大夫令、郎中令之官。但笔者以为这里有个例外，比如王国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没有秩级，如同中大夫和郎中在当时没有秩级一样；或是王国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的秩级因国而异、不作统一规定。不管怎样，其他各卿的秩级王国同于王朝，惟有属于“内官”或“从官”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是个例外。
    从《二年律令》看，王国和中央的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置吏律》记有内官妃嫔之制：“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彻侯得置孺子、良人”；“诸侯王女毋得称公主”（第25页第211-233简，第163页释文）。由于这些规定，皇帝的妃嫔与公主地位高于诸侯王和彻侯了，而汉初还不是如此。刘邦死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此后，软弱的汉惠帝大概不会有这种降低诸侯王的内官规格之举，那也许是吕后所为吧。若吕后有此举措，那么，她也可能同时还降低了王国“内官”中大夫、郎中的规格，比如对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的禄秩另案处理。《二年律令·秩律》肯定出于吕后之时，其中长信詹事得以与诸卿并列就是明证。然则《秩律》中的“汉中大夫令、汉郎中”的两个“汉”字，只能反映诸侯王之中大夫令、郎中令的禄秩安排另有隐情，却不足以证明《秩律》其余诸卿是王国官，当然也就不足以说明朝廷诸卿秩在中二千石了。
    最早的一例“中二千石”，见于《史记·孝文本纪》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诏。这份诏书先叙孝文帝功德，随即下令：“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直到汉景帝时史料中才出现了“中二千石”，这也反映了“中二千石”的形成晚于《秩律》。“中二千石”之“中”为何义，一个传统说法是释“中”为“满”；劳幹则认为“中”指京师，是对“郡国”而言的[5]。笔者是赞成劳先生这个意见的。“中二千石”最初是指中央的二千石，后为压抑王国计而提高了中央二千石官的禄位，“中二千石”遂演化为一个特定秩级了。那么，汉景帝诏中的这个“中二千石”是一个秩级，还是仅就中央的二千石而言的呢？一时还说不明白。这个秩级何时正式形成不太清楚，大致是在汉景帝、汉武帝之间吧。无论如何，在《秩律》的时代，也就是汉高后初年，最高秩止“二千石”而已。陈梦家曾说：“二千石秩，后来增中、真、比为四等。”[6]作为官阶的“中二千石”乃后来所增，非汉初所有，陈的这个看法可以信从。
    原文参考文献：
    [1]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2]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A].王国维遗书：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J].考古学报，2003（1）。
    [4]彭浩。《津关令》的颁行年代与文书格式[J].郑州大学学报，2002（3）。
    [5]劳幹。秦九卿考[A].劳幹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
    [6]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J].文物，19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