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出土陶、石、铜、铁、漆等各类器物共1200余件，铜器达439件之多，居各类器物之首， 说明这种文化已广泛使用青铜器。目前发现的青铜器物之中，大型铜器较少，多系小型装饰品，其次是生活用具、 兵器与生产工具。 在出土的400多件铜器中，装饰品达263件，生活用具56件，兵器39件，生产工具14件，其它67件，小件装饰品占了铜器总数的60%以上。究其原因，可能与这些遗址和墓葬并非这种文化的典型遗址和墓葬有关。尽管如此，目前省博物馆和考古所发掘和征集的青铜器却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色彩，不管是生产工具钁、铧口、犁、锄，兵器戈、矛、剑、銊，还是生活用具釜、鍪、削，乐器鼓、鑃、羊角钮钟，以及装饰品带钩、发钗、手镯、甲臂、铠甲等，有的虽与“滇文化”、巴蜀文化同类器物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部分铜器在国内其它地区少见，少数器物的形制尚属国内首次发现。
    第四，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中，还出土了不少铁器，总数达180余件。 这些铁器的种类和形制大多与中原汉式同类器物无殊，可能系由巴蜀地区传入。但也有部分铁器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如镂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柳叶形铁剑、曲棒式铁带钩等。除镂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在云南境内有个别发现外，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出土过。
    （二）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
    目前，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遗物发现亦不太多，种类和数量也较少，比较有地方民族特点，且与四邻文化不同的典型器物大体有以下几种。
    1、陶器
    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陶器大多破碎，较完整又可复原者仅只二百余件，其中威宁中水出土的各式单耳罐、觚（包括第二次发掘报告中所称的“瓶”）和粗柄豆具有独特的风格，应是这种文化的典型器物。
    2、青铜器是青铜时代中最具特征的器物， 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也不例外，所以，其典型器物种类较多。赫章可乐出土的Ⅲ型铜戈，威宁中水征集的Ⅱ型2式铜戈，兴义威舍发现的心形纹铜戈， 普安铜鼓山和兴义发现的“
    ”符号的各式铜銊，威宁中水出土的V型铜剑，普安铜鼓山和清镇苗坟坡18号墓出土的Ⅳ型铜剑（见宋世坤《贵州出土的青铜戈、剑的类型及其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以及安龙龙广发现的T字形茎一字格铜剑、普定出土的8字形茎铜剑，都是这种文化兵器中的典型器物之一。 赫章可乐出土的鼓形铜釜、鼓改装的铜釜、立耳铜釜、鎏金铜鍪、威宁中水出土的贮贝器、普安铜鼓山出土的铜刀（扁窄尖的刀），以及威宁出土的牛头形、鲵鱼形、飞鸟形、镂狮（虎）形铜带钩、各式扣饰等铜器，安龙发现的羊角钮种，其形制在国内其它地区少见或不见，也应是这种文化的典型器物。
    3、 铁器中的典型器物有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出土的镂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柳叶形铁剑和曲棒式铁带钩。
    （三）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性质
    战国秦汉时期贵州古夜郎地区已进入青铜文化时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我们将这一时期的夜郎地区文化性质认定为青铜文化时代，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目前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遗址和墓葬发掘不多，也不是典型的遗址和墓葬群，出土的遗物数量和种类也不太多。不过，就是在这不太多的遗物中，青铜器所占比例却相当高，并且，包括了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乐器和装饰品，尤其是发现了一批石、陶范模，说明这种文化已进入青铜文化时代。这里，我们列举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墓葬群和普安铜鼓山遗址所出青铜器的比例即可佐证。赫章可乐已发掘夜郎时期墓葬168座，共出土各类器物380多件，铜器占了197件， 约占器物总数的57%；威宁中水两次发掘的墓葬共58座， 出土各类器物430多件，青铜器占了197件，约占器物总数的44%； 普安铜鼓山遗址试掘与发掘面积只有1520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约420 件（不包括残碎陶片），其中青铜器51件，铸造铜器的工具范、模、泥心、坩锅等49件，它们分别占器物总数的12%左右。赫章、威宁墓葬群所出铜器约占器物总数的一半，普安铜鼓山遗址所出青铜器和铸造工具所占器物总数的比例要比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墓葬群低一些，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因为遗址一般多系废弃，较完整和较好的器物，尤其是当时非常珍贵的青铜器均被人为带走，遗留下来的多系残碎器物。同时，赫章可乐出土的主要遗物中陶器只29件，铁器118件，其数量也远不如青铜器多； 威宁中水墓葬群所出主要器物中陶器168件，铁器52件，玉、石器20件， 其数量仍无青铜器多。总之，上述统计数字清楚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青铜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