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中国学人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共同地将视线集中于审视过去一个世纪各门学科发展的历程，以极认真、郑重的态度进行深入的探研，总结其中的成功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并由此展望未来前进之路。史学界同仁相当一致的看法是，本世纪以来，无论是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成果丰硕，队伍声势甚壮，产生了诸多史学名家和传世之作，因而使20世纪当之无愧地成为素称发达的中国史学的又一发展高峰。我们对此的回顾和总结，可以从诸如各分支学科的演进，个案研究或学派、思潮研究、治史方法的研究等角度进行，而其中尚有一项不容忽视的是，认真地总结历史观的进展对本世纪史学的巨大推动。历史学既然是反思、俯瞰以往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学科，首先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历史家以什么观点、站在什么认识高度考察过去的历史，换言之，历史观点是贯穿每个史家研究工作之始终的指导思想，不管史家本人自觉与否，它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同时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它必然受到代表时代智慧水平的哲学观点的影响，进步的哲学观点对于史家从事求真求实、具有科学意义的研究，有着极大的推动、启迪和提升作用。本文题目所涉及的内容无疑是广泛的，限于笔者的水平，未能作全面深入的讨论，仅能对其中若干问题提出初步的思考，以期引起同行作进一步讨论的兴趣。
    一、进化史观传播和运用的划时代意义
    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演进的时间表，有十分引人注目的“巧合”：刚一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就接踵产生出一批具有不平常意义的史学名作。1901年，梁启超著成《中国史叙论》；次年，梁氏又著成《新史学》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4年至1906年，夏曾佑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完成自远古至隋统一）。其实，此一似乎“巧合”的背后，蕴涵着极其深刻的意义：这些史学名著的问世，乃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内部深刻变化和文化潮流剧烈激荡的产物，具体而言，这批著作是揭启了中国思想界新纪元的《天演论》传播所催开的史学灿烂之花。
    1898年，严复翻译的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一书出版，在此之前，他还发表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论文，他结合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形势，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系统地介绍西方近近进化论哲学思想，对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强烈作用。他用最简洁的语言概述达尔文“天演论”关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基本观点，并强调，正是这一激励人类不断适应于外部环境、求得自强进步的学说，造成了欧美各国社会观念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国家政治也获得巨大进步，“一新耳目，更革心思”，“学习政教，一时斐变”。他又以中西对比的方法，中肯地指出中国旧学的致命弱点，在于“好古忽今”，在于“无用”、“无实”，“师心自用，不实验于事物，抑笃信于古人之说者”（注：分别见严复：《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穆勒名学》部甲按语。引文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赫胥黎的通俗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选择此书及时译述，在当时情况下，他不作原书直译，而采取意译、改写、插入议论和加上大段案语的方法，着眼于中国国情，就原著某一内容或观点加以发挥，抒发本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以达到警醒和激励国人的目的。《天演论》出版时，正是列强策划直接瓜分中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时代，举国人心激奋，思变思强。严复以达尔文进化学说为基础，吸收了斯宾塞（把生存竞争引入人类社会）、赫胥黎（反对“任天为治”，主张“以人持天”）的思想，经过自己的综合、创造，形成了一套新鲜的世界观。他突出地论述：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取得优胜的人群、人种，必定在毅力、体力、智慧上更强，而且能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这一部分人。相反的例子，是美洲、澳洲的土人，在白种人进入实行殖民之后，由于落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几乎近于灭绝！因而强调适应环境，不断进化，产生新特性、新能力，这是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胜的根本条件。严复的良苦用心，是要促使人们警发“保群进化之图”，猛醒过来，认清只有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中国才能生存，否则民族前途将十分危险！《天演论》使当时学者深受启迪，感到一新耳目，眼界大开，还有书中传布的大量科学知识和哲学观。书中阐述进化发展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小至草木虫鱼，大至天地日月，“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诸内局诸体，……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注：《天演论》导言二《广义》。）。书中还具体论述到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导言十二《人群》中论述了人类的祖先是猿猴；论三《教源》中，论述人类社会先为游猎之世，后为文明之世，论十七《进化》中论述自太古至于今，人类进步的程度，是以人力对自然的斗争，“所胜之多寡”为尺度，试着由部落到国家进化的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取天地之所为，被以人巧”，现在达到的进步，足以使古人认为是鬼神所为；而近代以来，超过了过去二千年；这些自成体系、乐观向上、奋发进取的历史观点，为当时热心接受新事物的学者，特别是梁启超、夏曾佑等，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使他们掌握了纵观几千年历史的理论武器。
    中国传统的学术，如《周易》、《韩非子》中，有朴素的描述历史进化的内容。尤其是晚清流行甚广的公羊学说，提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进化观点，更为一批志在变革中国现状的进步人士所赞赏，拿之与由西方传人的由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政治学说相结合，作为发动维新变法的理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盛传的公羊三世说虽然较之僵死的封建思想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又具有粗疏原始、主观和神秘的致命弱点。它所讲的变易和朴素进化哲学，是靠阐释古代经典的“微言大义”而得。主观推论和比附气味甚浓，未能摆脱封建学术的旧体系，而且很带争论性，使许多人对之感到怀疑甚至骇异。而“天演论”学说则是近代学术体系，不仅具有满足中国人民批判腐朽的封建帝制、挽救民族危亡需要的强烈时代性，而且它的进化发展理论，是从大量的实例中归纳出来的，可以动植物、人体、地形、地质、化石来作验证，因而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证性的优点。故此，公羊三世朴素进化观与近代进化论二者固然有相通之处，而后者又高出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一崭新的哲学观、历史观为上个“世纪之交”的进步人士提供了新的观察历史和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之划时代意义，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便是革命派机关报《民报》的评论：“物竞天择之理，厘然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注：《民报》二号，《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梁氏当时在致严复信中即说：“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注：《与严又陵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他还先后撰有专文介绍进化论学说，云：“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的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之。”（注：《论学术势力之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兢惕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注：《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而夏曾佑曾讲述他聆听严复讲述“天演论”哲学的时候，仿佛顿时置身于新的天地，表示无比倾心激动，贪婪地学习、领会、消化，称那一段时间是自己“学问大进”时期，当时他还计划写一本阐述进化论的哲学著作。（注：详见拙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下编二《夏曾佑与通史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并参见《汪康年师友手札》第二册所收入夏曾佑致汪康年信第十三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