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创新对新时期史学的贡献
    十年浩劫对历史学造成严重的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国家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历史学也迎来了万木向荣的春天。新时期历史学的特点，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冷静反思，思想解放，开放拓展，勇于创新。史学界经历了“四人帮”疯狂破坏，在思想上、理论上蓄意颠倒、肆意制造混乱的灾难和沉痛教训之后，展开了理论上的批判清算，并进入了冷静地反思如何准确地理解、掌握唯物史观的本来意义和如何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正确运用的新时期，并且进而反思如何有效地克服50年代后期存在的教条化、片面化倾向，努力促使史学研究达到新的科学水平。知识界打破禁锢他们的桎梏，思想空前活跃，勇于提出各种新问题，大胆探索，同时，大力引进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获得借鉴。不断地提出新的课题，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不仅以往受到重视的断代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等继续被关注，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过去研究薄弱或尚属空白的分支学科，如文化史、制度史、社会史、妇女史、风俗史、地方史及区域经济研究、家族史、人口史等等，都相继吸引着学者们去开拓，呈现方兴未艾的局面。创办了大量新刊物、新的研究机构和团体，发表了数量极丰的论文，出版了大量有创新价值的著作。研究队伍声势更壮，新人辈出。因而，无论从总体水平上，论著数量和科学价值上，研究领域的拓展上，最近20年是中国史学空前繁荣兴旺的时期。
    新时期在历史观方面提出的创新论点无疑是不少的，这些需要大家共同来总结。其中，我以为，最具重要理论价值的是，明确提出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做到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相结合。二十几年来，白寿彝先生为此进行了执着的努力，并主编完成规模巨大、内容宏富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因而成为新时期理论创新和推动中国史学达到新阶段的代表。
    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很大的成绩，主要是在探索和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然则，唯物史观创始人本来就一再论述过：研究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丰富性、生动性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马克思说：“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条件，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的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能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 ）。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人口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结为：首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称之为“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研究人口问题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如此。
    白寿彝教授自建国以后便高度重视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进入新时期以来，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对于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原理，以及运用它来研究中国历史实际不断提出理论创见，并且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要通过探索和总结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历史，为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具体理论，写出能够再现中国几千年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的史著作出贡献。这一基本思想，贯穿在他的许多著述之中。他说：“有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要搞清楚，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把真理的大门关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要求人们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看，在经典作家解释的普遍规律以外，还有不少具体规律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发掘。”（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第275页。）又说：“要研究我国历史发展规律，研究全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这种研究的正确成果必将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增加丰富的内容。”（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第275页。）他在《中国通史纲要》等论著中，提出了广大边区封建化对全国历史的重大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对封建国家管理职能等诸多新论点，并且明确地提出，以“既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历史的丰富性”（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 页。）作为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历史观点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就有力地推动通史编撰体裁实现了重大的创新。因为史书的体裁是史家观点及其所要表述之内容的载体，体现反映历史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白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应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95页。）他经过长期探索，决定继承传统史书的优点并加以改造，吸收近代章节体史书的特点，并借鉴外国历史著作的长处，创立一种“新综合体”，作为《中国通史》的体裁。自商周史卷以下，各卷均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各尽其用，又互相配合，融为一体。序说部分论述各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国内外研究成果，把学者引到学术研究的前沿。综述构成全书的主干，宏观地论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阶段特点和发展趋势，纲举目张。典志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包括民族、经济、阶级关系和社会阶层、典章制度、科学技术、文化学术、风俗、中外关系等，体现社会发展各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传记是记载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写出人物所体现的时代特点及其对时代的作用，克服长期以来通史著作中见不到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白先生总揽全局，制订并实施了全书的指导思想，以20年的心血，在诸多名家和众多学者的通力合作下，这部总计12卷、22巨册，共约1400万字的通史巨著终于编撰完峻，于今年初全部出版。这部巨著的问世，立即以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理论创新所达到的新高度，以其内容十分宏富、集中了一代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体裁的独创性、时代性，为社会各界所高度重视。学术界评价这部通史是空前的巨著，内容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几乎无所不包，是真正的通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毫无疑问，由于坚持科学历史观为指导的正确方向和大胆创新，才使白先生有如此宏大的著述气魄，使这部《中国通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
    以上仅是管见所及而提出来的初步思考。从历史观的进展及其推动作用的角度，回顾20世纪史学的走向，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启示是：从事史学研究固然要很重视史料的搜集、深入的考订、方法的运用等，而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尤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本世纪以来，进化史观及西方新学理的输入，唯物史观的传播，新时期的理论创新，都因其凝聚了观察历史的科学性，并且相继达到新的高度，才成为推动20世纪史学接连跨进新的阶段，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因素。我们只要坚持科学历史观指导的正确方向，勇于开拓、创新，继承发扬传统史学的优良遗产和近代史家的优秀成果，并且以开放的心态大力吸收西方史学的有益东西，就一定能迎来新世纪史学更加光明和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