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不惟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其他成就卓著的实证史家，也都明显程度不同地可归因到由于形成和运用历史进化观、因果关系等项，才具有比起他们的前辈更加开阔的眼光和更为科学的方法，加上运用新材料，而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问题在于，要达到认识世界万物和社会历史是由低级到高级、环环相扣地演化发展，是需要综合运用实证方法、因果归纳、逻辑推理、比较研究等观念和方法方能实现，所以这些近代新学理实质上互相贯通、互相促进，只不过作为本世纪前期近代历史学发展阶段而言，历史进化观在这些新学理中占据中心和关键的地位。再者历史的进化当然决不是笔直的，而只能走曲折前进、螺旋式上升的途径，有时甚至会出现局部的倒退。陈寅恪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讲“外族盛衰的连环性”，即运用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等项，探求一个历史时期带全局意义的大事，从而概括出“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的论断。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在《叙录》中申论：“历史进化为一事；因果定律别为一事；而历史所以昭示吾人者，永永不可忘，则又为一事。”以此三项作为撰史的指导思想。张荫麟撰成于1940年的《中国史纲》（仅完成至东汉初，共十一章），是一部享誉中外的名著。贺麟的评价是：“他立志作第一等人，终能在史学界取得第一流的地位。他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思想学问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和识见。”俄国学者鲁宾也称誉此书“把科学的解释和通俗性成功地结合起来。”（注：见《新世纪万有文库》本《中国史纲》“本书说明”（傅杰撰），《自序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张荫麟在其初版自序中论述治史的指导思想，提出用四个范畴来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即：因果的范畴；发展的范畴，此项包括定向的发展，演化的发展，矛盾的发展。（注：见《新世纪万有文库》本《中国史纲》“本书说明”（傅杰撰），《自序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由此证明，《中国史纲》的成功，是由于张荫麟的才华，将本世纪初以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新学理出色地综合运用的结果。
    二、唯物史观开辟的史学新境界
    由于五四时期李大钊首先宣传唯物史观，特别是由于三四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便为20世纪中国史学创辟了新境，指明了发展的新路向。
    唯物史观的开拓传播，在时间上与五四时期实证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同时，其后形成平行双线发展。由于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走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最终取得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而中国史学一向有贴近社会生活、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在本世纪中也进一步得到发展，因而成为鼓舞民众探索救国真理的有力武器。李大钊原先是一位卓越的民主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运动爱国思想高涨的时代潮流下，他迅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19年，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著名论文，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次年，他在北京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创始人之一。在此几年间，他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系统地宣传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它的产生的必然性，它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史学要论》（1924年）指出：我们若要研究历史，像《史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以及其他种种历史记录，无疑都是很重要的材料。“但是它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材料，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帐、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本体。”我们所要研究的是“活的历史”，它“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它永续的生命。”“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当论述到研究历史的意义时，李大钊又将旧史学与唯物史学指导的新史学作对比，说，旧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因此旧史把帝王将相这些特权阶级放在神权保护之下。使一般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无论惨酷到如何地步，都只能悲吟。而“把人们的个性，消沉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新历史观则“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皇’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注：《李大钊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199页、 第247页。）李大钊的论述，成为史学新潮流的代表，指出了在历史学的内容、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意义等根本问题上新的发展方向，不仅与旧史学相比有根本性质的不同，而且较之同在上升、演进中的实证史学来，明显地也高出一个层次。
    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得到迅速传播，三四十年代以后即相继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逐步地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而且，依我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为数不少的佳作，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又具有中国风格，决非外来模式的翻版，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越来越壮大、兴旺、发展--对于20世纪学术发展具有巨大深远意义的这一走向，很值得从多方面作深入的理论探讨。这里只能举例式地约略提到几点。如，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必然发展，而中国传统史学和传统学术中，蕴涵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朴素辩证法、朴素发展观和大同理想等，也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通的。本世纪前期，“新史学”倡导者和新考证学家，由于他们确立了近代科学观念，其治史实践和观点，也每有与唯物史观原理相通之处。如，梁启超论述历史循环论者在认识上的错误，“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注：《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此为对历史演进作螺旋式运动的特点及循环论者误取螺旋的一圈而以为作圆形运动的认识论错误的精采说明。再者，梁氏论“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固然有过分夸大的偏颇，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很深刻的见解：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须与当时社会心理发生因果联系者，才能起到影响历史演进的作用。“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相互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又认为，“文明愈低度，则‘历史之人格者’之位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即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注：《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此与唯物史观论述个人与群众在历史上作用的基本观点显然颇多相同之处。顾颉刚在1933年编《古史辨》第四册，在序言中申明：“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勿宁说这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22页。）这种认识正是他建国后把学术工作重点转向古史建设的重要内在原因。陈寅恪在广泛搜求材料和精微考辨的基础上，以开阔的眼光，从比较和联系中探求一个历史时期带全局意义的大事，探求带规律性的问题；又强调对古代遗留下来的片断材料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细察“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重视其时代性，审慎地得出结论，也都同唯物史观的一些原理暗合。又一位新考证学名家陈垣，其所著《通鉴胡注表微》这部总结性著作，《治术篇》中论学术不能脱离政治，《民心篇》中论民心向背是观察政权更迭和历史动向的根本问题，这些观点更显然成为他以后接受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基础。
    了解唯物史观传播的社会条件，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传统学术优良遗产的内在联系，与近代史家治史实践和观点的诸多相通之处，从而认识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深刻必然性，认识它虽是由外国传入的学说，却能迅速地与中国当代学术文化形成水乳交融、血肉相联的关系，这是我们考察20世纪史学演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同时，认识唯物史观原理的指导意义，认识恰当地运用这些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有了更加正确的方向，大大提高其科学性，开拓了新途径，上升到新境界，这是我们考察20世纪史学演进又一极其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