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一条披荆斩棘、从创建到壮大，并经过激烈的斗争和考验之后更加成熟的道路。从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直至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其指导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整然的发展过程。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不断加深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逐步熟练地把这些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恰当地相结合，并创造性地运用，使马克思主义史著更能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实质内涵，从而成效卓著地提高史学著作的科学价值。唯物史观的原理内容丰富，至少以下诸项都是重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的基本进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反作用；在阶级社会复杂纷纭的事实中，要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指导线索，同时要严格地把问题提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坚持历史主义；承认英雄人物的作用，同时认为人民大众的意志最终决定历史的根本方向；推动和影响社会进程的诸项原因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以及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各种因素构成了“合力”；研究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共性，更要研究各自的特殊性，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各国、各民族发展的独特性又是对共同规律的补充和发展；评价历史人物，不是根据他的口头宣言，而是根据其社会实践，衡量历史人物的功绩，是根据他比前人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运用历史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反对割裂历史联系、孤立地看问题；详细占有材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唯物史观关于理论和方法提出的重要原理，以往史学家只能片断地提出，朴素地认识到，而马克思主义却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一整套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当然把中国史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史著的某一部可能存在缺陷或失误，但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更高。
    在三四十年代，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各有出色的建树。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同扎实的文献考订功夫结合起来。他继承了前人，尤其是王国维的考证成果并加以发展，出色地对旧史料作出新解，熔《诗》、《书》、《易》中纸上史料，与卜辞、金文中的考古材料于一炉，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且上升到系统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高度。这样，文献、卜辞、金文这些原来似乎互相孤立的材料，都发生了联系，成为有用的活材料，殷、周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重现。因而本书成为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系统解释中国历史的奠基之作，书一出版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吕振羽于1936年出版《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其重要价值在于：根据出土文物史实，认定殷代确已进入奴隶社会，并从财产形态、阶级构成、国家形成过程等项作全面考察，创立了殷商奴隶制学说。再则，提出周灭商后，奴隶已被解放，周初的分封制，实际上是建立由各级封建领主和被称为“庶人”或“小人”的农奴相对立的封建制度，此则形成过程大致到宣王中兴时完成。吴泽教授评价此两项成就“对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大建树的意义”（注：吴泽：《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吕振羽》，见刘茂林、叶桂生著《吕振羽评传》一书代序。）。在此前后，吕振羽还著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书。翦伯赞于1938年著成《历史哲学教程》，是一部较早的阐述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科学基本理论的著作，主要论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发展阶段，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等项，对不少重要问题都坚持并发挥了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作者又于1943至1944年撰成《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对于远古、殷、西周至秦，汉历史作了有系统的论述。范文澜于1940至1941年在延安著成《中国通史简编》。建国后修订出版了第一、二、三编（分四册出版），共约110万字。他又于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