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起至1945 年离开延安时，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约30万字。以后对此书多次进行修订，至1955年出版修订第9版。 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它对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对起于西周、迄于鸦片战争的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奠定了以后范文澜关于古史分期学说的基本格局。它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二者的结合，做到了比较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各个时代的特点。如战国养士制度，魏晋门阀制度，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明清以后对外关系的逆转、西方势力的东来、“海禁”政策造成的被动局面等，都有深入的分析和生动的叙述。范文澜的书写于延安窑洞，而其理论方向和学术品位，则标志着具有更高科学水平的史学新阶段的到来，以其新颖的观点、系统的内容、生动的文字而大受欢迎。故戴逸教授曾评价说：“它集中了许多革命者的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观点新颖，气势磅礴。使人发聩震聋，耳目一新。”（注：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生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近代史》（上册）同样是一部名著， 被誉为“造端宏大，材料新颖”。以前，国民党文人蒋廷黻曾写有《中国近代史》，歪曲历史，称鸦片战争是“东西对打”，引起战争的原因是中国“禁烟”，“英国对于我们妄自尊大和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和我们算一次帐。”称赞琦善替代林则徐主持外交，“论审势，论知己知彼的功夫，琦善无疑远在时人之上。”污蔑林则徐主张抵抗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口上讲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致，“把自己的名誉看得重，把国家的事情看得轻”，林则徐讲“民心可用”，被他指责为“不过是士大夫传统的高调和空谈”（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文史研究会，1941年版。）。可见，在当时，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着多么严重的斗争，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又多么直接影响到中国走什么路的大问题。而打开范著，则有一系列新鲜、醒目的标题跃入眼帘：“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腐烂的天朝”、“烟毒泛滥于中国”、“统治阶级对鸦片的态度--抵抗、妥协、投降三大派”、“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书中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国的禁烟和抵抗，完全是正义的；英国侵略者却是派出舰队，到几万里以外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赞扬林则徐是坚决抵抗侵略的杰出人物，怒斥“作为道光帝代表的琦善，实际上是义律的代表”，是媚敌求降的民族败类。范著系统地论述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阶级的腐朽统治怎样一步步将中国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人民和正直人士的抵抗和摸索救国道路怎样把中国历史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由于这部著作深刻、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材料新颖、丰富，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阶段，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深刻的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40年代，侯外庐在思想史和社会史领域有重要建树，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曾评价他在先秦思想史领域的成就说：“在研究这一时期的哲学问题及其他思想形态问题的中国历史家当中，侯外庐占据了最显要的地位。”（注：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载1946年《中国学术》第1卷（创刊号）。）建国以后，以他为主， 并有杜国痒、赵纪彬、邱汉生等学者合作，相继修订和撰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五卷，成为这一领域的传世之作。
    50年代至60年代初，由于唯物史观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指导地位，中国史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作出建树。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经过长达十多年的修订，大部分章节几乎重写，理论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论述更加深刻，成为本世纪前60年最享盛誉的中国通史巨著。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注：《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1961年开始编撰，到1966年出版了第二、三、四册。至1979年，全书由人民出版社一并印行。本书于1995年荣获全国文科教材的重奖（特别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作成大学通史教材。其他在断代史、专史领域等也出现了一批佳作。有的原来擅长于作考证的史学家，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学术更臻新境，成为海内外著名学者。大学历史系及全国各地历史研究机构迅速发展，大量培养人材，研究队伍较前远为壮大，尤其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历史学科体系，更为建国前所不敢设想。史学工作者自觉地用可信的、科学的历史知识教育群众，发挥历史教育对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拿民族史来说，史学工作者们深入总结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和近代以来各族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传统，对于推进民族大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精神起到巨大作用。在50年代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所得材料在二万万字以上。凡此都证明建国后唯物史观指导下史学工作成就巨大。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又走过曲折的道路，甚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50年代后期逐步发展的“左”的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学术工作造成严重干扰。另外，史学队伍在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中，由于水平限制和经验不足，产生了一些偏差和失误，出现了教条化、公式化、片面性及忽视扎实的史料功夫的偏向。这类失误和偏向，经过进一步学习唯物史观原理，总结经验教训，端正学风，是能够逐步克服的。一些对唯物史观理解深刻的学者，特别是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针对错误倾向，甚至敢于顶住压力，态度鲜明地提出批评，坚持和捍卫了唯物史观的正确原则。范文澜于1958年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严肃地提出史学界的学风问题，指出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认真地、系统地读书，深入分析问题的意义。他批评史学界中有的人“动起笔来，却把历史事件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把自己杜撰的一些公式和规律，演成篇幅，说这就是论文，或者说这就是著作。”（注：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1961年5月，范文澜在首都史学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着重谈了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的问题。他认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范文澜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该受到大家的反对。他严肃地批评说：“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注：范文澜：《首都史学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光明日报》1961年5月31日。 ）郭沫若提出：“从新的历史观点出发，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写。”（注：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9年第4期。 ）翦伯赞也明确地认为：“作为时代的符号，王朝的称号和公元与世纪一样并不妨碍我们去发现历史规律性。妨碍我们发现历史规律性的，是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王朝的称号。”（注：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3月18日。）1962年， 翦伯赞针对史学界流行的以貌似“革命”的观点，片面化地对待历史上各时代的事件、矛盾和人物评价时，挺身而出，深刻地论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指出：“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严肃地批评“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在有些讨论农民战争的文章中，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还要进步”一类片面化倾向。（注：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5月号。）范文澜、翦伯赞的坚定态度和言论， 在错误倾向泛滥之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确信唯物史观的原理是科学的体系，为了坚持真理，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而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