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上述《天演论》传播引起新思潮激荡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梁启超、夏曾佑在本世纪初撰成之诸作，与此前的史学论著相比，在根本指导思想和著述宗旨，论述的内容，视野和思维方式，以至著述格局、表述形式上，全然地迥然不同。究其原因，就在于崭新的进化史观使这些“新史学”提倡者站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中国史叙论》提出，今日撰写历史，即要摈舍旧史那种“王公年代纪”的旧规，写成一部“国民发达史”。《新史学》则倡导实行“史界革命”，激烈地批判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等“四蔽”、“二病”。梁氏明确提出：“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述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并集中地对“新史学”的性质、内容加以界定：“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提出史家应善于通过比较研究和纵贯联系考察，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去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尤为中国有学术以来，第一次以约8万字的简要文字，系统地、 气势磅礴地论述我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演进的历史趋势，划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三、儒学时代，两汉；四、老学时代，魏晋……），精辟地评价了众多的思想家及其著作。作者整个地把中国学术史的演进视为前后联系密切、互为因果的链条，相当有说服力地论述各个时代思想的主要成就、特点，前一时代的学术如何成为其渊源，对于后一时代的学术又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全新的研究风格为近代型的学术史著作第一次提供了典范。胡适曾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阅读这部著作的感受，是“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称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并由此确定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志向。（注：胡适：《四十自述》，中国书店影印本。）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则破天荒第一次以进化论历史观作为贯穿整个古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如，结合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古代传说的“史影”，论述中国史前经历过“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三次进化。又如，将几千年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三大时期，再细分为七个小时期。与全书新鲜的内容相适应，其体裁体例采用了将西方传入的章节体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相糅合的崭新形式。故出版后，使人一新耳目，被评价为“上下千古，了然在目”，第一册自1904年印行后，至1906年即再版了六次。
    上述分析证明：本世纪初史学之第一次大放异彩，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史学”之正式产生，其根本原因即由于进化论历史观的直接推动。正因为有了这一崭新历史观的指导和提升，才使新史家有了新的观察问题的高度，新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以往熟见的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便任由驱使，撰著成凸现出近代科学理性和系统思维特点的面貌全新的史著。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史学一直处于酝酿的阶段，至此，才真正在历史观指导上和思维方式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这里，还需简要地论及几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第一，西方近代进化论经过严复的译介传布，不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而且是整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为当时进步的人士提供了观察国家命运和观察历史的新鲜有力的武器。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它是最进步和最具科学性的哲学观、历史观，这一历史地位早已被无数史实所昭示，应该是公允之论。以往有的论著在讲到进化论传播时，未及仔细考论在当时“使民气为之一变”的巨大功绩，而笼统地加上“庸俗进化论”的名目，这是因为夸大其局限性，或不适当地拿它与后来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硬地相比照所误，应该予以澄清。
    第二，近代进化论学说作为进步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包涵有丰富的内容，包括历史演进的方法，实证方法，重视研究因果关系及其规律等。这些，有许多方面都与本世纪前期大量输入的其他西方新学理相通，与国民意识，群体意识，科学与民主观，逻辑方法（演绎、归纳、有充分证据的推理），以批判的眼光审查史料，及比较研究方法等等，互相联系、补充和促进。明乎此，才能正确地解释，正因为本世纪初年及继起的五四时期，在历史观点及治史方法全局性的、异常深刻的变化，才促使了现代史学模式的初步建立。这二三十年间历史观点及史学方法的变化，内涵多样，有时看似头绪纷繁，究其实，可以概括为是“以近代进化论学说为中心的大量新学理的输入和运用”；而五四前后现代史学模式之初步建立，也显然是本世纪初年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思潮的继续和发展。此项在胡适身上有显著的体现。胡适是比较复杂的人物，就其学术说前后也诸多变化。这里仅略述他在五四前后起到开风气作用的、被誉为在史学上建立了某种新范式的学术成果。他于1917年初完成的《先秦诸子进化论》，开门见山即对“进化论所研究的问题”作了界定，主要为“自原始以至今日，天地万物变迁的历史”，“变迁的状态和变迁的原因”。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也先设《导言》一篇申明其历史方法论，提出他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包括：（一）明变。“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求因。“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注重思想家“所处的时势不同”，“所受的学术思想不同”等。（三）评判。此项首先是“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产生何种影响”。胡适申明的这些原则，若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相比照，分明是朝着同一方向走的，只是胡适提炼得更明确，有所发展。此外，胡适所写的震动思想界的名文《文学改良刍议》中也强调：“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他还写有《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再次揭橥进化观的旗帜。他为“科学与人生观”这场论战之结集作序，也明确地把“知道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及其原因”，作为“科学人生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胡适留美接受西方现代教育，并不是只继承其师杜威的实验主义，从上面揭示的他在“五四”前后极有影响的几种论著中的观点可以证明，他是运用了进化史观以及历史演进法、因果关系等等来指导其研究的，所以他才成为紧跟梁启超之后，又一位推进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关键人物。顾颉刚也正是由于受了胡适诸如进化观、历史演进法、用批判眼光审查史料等观点和方法的影响，才创立了在“五四”以后声望甚盛的“古史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