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目前贵州夜郎地区发现的青铜器种类分析，不但有生产工具钁、锄、犁、铧口、凿等，兵器戈、矛、剑、銊、镞等，还有生活用具釜、鍪、贮贝器等，乐器鑃、鼓、羊角钮钟，杂用器具刀、钻、鱼钩等，以及装饰品带钩、铠甲、甲臂、扣饰、铃、手镯、耳环、发钗、帽饰等，由此可见，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不但已经普遍使用青铜器了，而且，青铜器已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军事等社会各个方面。
    第三，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了一批铸造青铜器的工具，其中石范34件，陶模7件，泥心2件，坩锅3件。这个遗址发掘面积不足1600 平方米，就出土如此之多的铸造铜器的生产工具，这不但说明该遗址有可能是一个铜器加工工场，同时，也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已经拥有青铜冶铸手工业。普安铜鼓山遗址所出石范中，有剑范4件，剑身范1件，戈范2件，銊范1件，銊形器范1件，刀范1件，凿范2件，鱼钩范1件，铃范2件，宽刃器范2件，残范12件，浇口范7 件（以上统计数据包括试掘时出土的1件銊范）；出土的陶模有剑茎模5件，乳钉纹模1件， 心形纹模1件。这些范、模的种类以兵器居多，也有少数生产工具与装饰品，未发现生活用具。显而易见，这个遗址生产制造的青铜器主要是小型铜器-兵器，其次是生产工具与装饰品。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青铜冶铸业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普安铜鼓山遗址是一个生产兵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器等小型铜器的加工作坊。如果这一推断能够成立，由此说明，这一时期夜郎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内部已有明确的分工，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综上所述，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地区已经出现了分工较细的青铜冶铸业，普遍使用青铜器，并且，青铜器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所处时代应属于青铜文化时期。
    第四，至于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发展水平如何？《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记载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在我国西南夷地区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拥有雄厚军事力量和政治实力的国家。不过，由于目前这一文化的遗址、墓葬和遗物发现较少，已经发现的遗址、墓葬也不是典型的夜郎遗存，尤其是夜郎的都邑遗址和王室、臣属墓地尚未发现。所以，目前对这一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颇难作出正确的估价。关于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与“滇文化”发展水平的比较，目前也难定论。如果用云南晋宁石寨山与江川李家山墓地发现的遗物，同贵州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墓群出土的遗物比较，后者肯定远不如前者。不过，这种比较的标准是不准确和洽当的，前者是滇国王室和臣属的墓地，后者是夜郎国中一般平民和奴隶主的墓葬，他们之间地位的差别甚大，不能作为两种文化比较的对象。所以，夜郎与滇两种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有待夜郎王室和臣属的墓地发掘以后才能进行合理、科学的比较。
    通过3年来的夜郎考古调查，我们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制定的《贵州夜郎考古安排意见》是符合贵州考古工作实际的，并且是切实可行的。这种有计划、有目的、有重点的考古调查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建国以来，我省考古工作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与抢救性的考古调查、钻探与发掘，尚未对全省各市县地下文物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普查。80年代初期，国家文物局布置各省、市、自治区对所辖范围内开展全面的文物普查，我省也只对地面文物进行了调查，所以，我省地下文物家底不清。如果我们按照《贵州夜郎考古安排意见》的布置坚持下去，既可在重点进行夜郎考古的同时，兼顾完成全省地下文物的普查。3 年夜郎考古的实践证实了上述方法是完全正确的，通过对兴义、兴仁、安龙、贞丰等市县的夜郎考古调查，我们不但发现了一批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与墓葬，同时还发现大量其他时代的古遗址与墓葬，基本搞清了上述各市县地下文物的分布情况，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资料档案。从而，既完成了夜郎考古工作计划，又补了考古普查的课，为今后考古发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夜郎考古定会有重大突破，全省地下文物的家底也会清清楚楚。这对今后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考古发掘，以及研究夜郎与贵州各时代的历史均将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
    第二，3 年夜郎考古调查实践使我们在田野考古调查方法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信息，我们建议：今后的夜郎考古调查，重点应该放在地理环境较好的坝子四周的台地与小山丘上。从已发现的古代遗址与墓葬群的分布看，几乎它们都是分布在地理环境较好的坝子周围的台地与小山丘地带。比如普安县青山镇发现的7处战国秦汉时期遗址， 它们均分布在青山坝子四周的小山顶部，铜鼓山、上、铜壶山、狮子山、大营山、小营山等遗址，都是高出坝子30-100米的小山丘， 其顶部分布着大量古人类遗留下来的遗物。再如赫章可乐战国秦汉遗址和墓地也分布在可乐坝子四周的小山包上，粮管所汉代遗址位于坝子西南部，高出坝子80米左右；祖家老包战国秦汉墓地位于坝子东南，高出坝子100 余米；锅落包战国秦汉墓地座落在坝子南面，高出坝子80余米；地势较低的是雄所屋基汉代墓群，它也位于可乐坝子北部台地之上，高出坝子10-20米。夜郎考古调查中发现的古代遗址与墓葬群也是如此，比如安龙县龙广镇发现的6处战国秦汉遗址，它们均不在龙广坝子之中， 而分布在坝子周围高出地面100米左右的小山丘上。再如兴仁县交乐汉墓群，除黄泥堡、龙树脚梁子上分布的汉墓地势较低，只高出交乐坝子10米左右外，其它汉墓分布地点，均在高出交乐坝子50-100米的官山、 松林坡、纪山坡、五里岗、鲍家屯、云南寨等小山丘上。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在此不赘。众所周知，古代贵州属热带与亚热带气候，天气潮湿炎热，雨量比今天充足，所以，今天贵州境内的坝子或低洼地，古代多数可能是天然池塘或沼泽地。随着气候的变化，雨量的减少，这些池塘与沼泽逐渐干枯，变成了今天的坝子。我们在兴义、兴仁、安龙、贞丰进行夜郎考古调查中，这种地势平坦而称海子、干海子的地名就有10处以上，干海子已开垦成耕地自不必说，不少海子也变成了耕地，这就证实了上述推断。既然今天贵州的坝子大多数是古代天然池塘与沼泽地，当时的人类必然不会居住在其中，而要选择这些天然池塘与沼泽地四周的台地与小山丘居住与活动。因此，我们要寻找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遗存，重点应放在坝子四周的台地与小山丘地带上了。
    第三，目前，虽然夜郎考古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进展较慢，尚无重大突破，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因素颇多，但最重要者还是考古人员较少，尤其是能独挡一面的考古领队太少。因此，作者建议有关领导部门采取措施，增加考古研究所人员编制，调整人员结构或组成夜郎联合考古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夜郎考古工作的长期性与艰苦性。因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它与其他科学具有共同的特点，即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必须付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甚至几代人的无私奉献。我国商代后期的都城--殷墟，早在本世纪之初即已发现，至今已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数十次考古发掘，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其殷墟故都的布局尚未完全搞清楚。古代蜀国都城--广汉县三星堆遗址，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就已发现，时至今日，除弄清了该城城墙的分布范围外，城内布局仍然是一个谜。所以，夜郎考古工作既要不畏艰苦、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同时，也忌不切实际的急于求成，更忌求全责备。希望关心夜郎考古者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关怀与支持，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争取早日揭开夜郎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