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正史，也不轻视野史。夏燮很重视正史，《明通鉴》就是以《明史》和《御纂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的资料为主。但他也不轻视野史。他说：“涑水（司马光）《通鉴》，如祸水、冰山等语，皆自野史得来，若谓野史不可信，则正史何尝无采自野史而折衷之者，安知登之正史遂无传闻之误乎！”（14）所以他在编撰《明通鉴》时，广采野史资料，补充了不少正史上不载的史实。例如，关于南明史事，《明史》讳而不载，为了补充这段历史，夏燮除了温氏《绎史》、计氏《南略》外，还兼采清初黄、顾、侯、魏诸家之书，以及李世熊《寒友集》、钱澄之《所知录》、王夫之《永历实录》等。这些野史，“虽非尽信之书，抑亦正史之亚也。”（15）对于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如建文逊国、英宗北狩，正德南巡、万历妖书、明季三案、甲申殉节等，“正史之所不备者，苟事有鉴于得失，义有关于劝惩，虽稗官外乘，亦宜择而书之”（16）。当然，夏燮也知道“野史如林，率多燕、郢传讹之说。”故对于野史材料的运用，态度审慎，多方考辨，“芟其不可信而信其所可信。”“其有为世所传而实未敢信者，亦于考异中辨之。”（17）
    旁搜博采与谨严考订
    夏燮一生虽然寄迹宦海，公务缠身，但他却极其勤奋，“公余之暇，手不释卷。”（18）他的几部重要著作都是成书于晚年。《中西纪事》是在他已过花甲之年才最后增补定稿的，《粤氛纪事》乃是他69岁时才完成的，而煌煌巨著《明通鉴》待其付梓，他已是年过耄耋垂垂老翁了。他的这种“研心著述，老而弥笃”的勤奋不懈的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夏燮著述之前，总是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他为编撰《明通鉴》，“所购明人记载，无虑数百种”。为了广收资料，他还经常访求有志明史研究的同道。例如朱航、朱舫、朱舲三兄弟俱从事于明史研究，他们家的“九芝仙馆”中藏有很多明史资料。夏燮和他们过从甚密，经常就明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互相研讨，并在他们那里手录笔抄了不少资料。他曾说：“年来所购，凡场间所未见者，都自九芝仙馆中借钞。”他的好友江西粮储平步青辑有不少明末清初资料，夏燮也用来“为增补考证数十事，其要者俱入考异中。”（19）
    由于他所收材料极其广泛，从而在《明通鉴》中增补了很多罕见的材料。有些史事记载比《明史》更为充实丰富。夏燮所征引的书籍不少今已散佚，正是从《明通鉴》中才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些佚著的吉光片羽，为我们今天研究明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如果说夏燮写《明通鉴》尚有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可供参考，那么他撰写《中西纪事》时，就无现成的史著可资借鉴了。要撰写这样第一部当代史，所需资料完全靠平时勤于积累。他非常“留心时务”，辛勤积累一切与时务有关的资料。他利用官职之便，得以见到有关的上谕、奏折、军机处来往信函以及条约、章程、中外照会、通商档案、邸抄文报等材料，随时将有关部分“录而存之”，为撰写打下了基础。
    鸦片战后，中西之间的交涉、争端日益繁剧，要准确地反映这段历史，不仅要了解中国的情况，也要了解当时的“夷情”。但当时“士大夫讳谈月报”，因而“罔识夷情”。可夏燮却经常阅读西人月报，从中发现一些国内不易见到的资料。如有些军情秘密之事，邸抄既未披露，档案也所未见，惟西人月报详载其事。夏燮在编撰《中西纪事》时据此叙入，从而使一些史实更为清楚了。
    为了掌握更多的西人资料，他还利用出差九江的机会，“日出洋关，索阅新闻纸”。一天偶见夷之税务司案头有中文译档盈帙，一看才知是广东第一次鸦片战后的档案材料，这是英人攻陷广东时于制署中得之。这批材料以前没有公布过。当他“索抄不可”时，就每日前往洋关，“逐日手录数十纸”（20）。正是在这批档案中，他得以见到耆英在粤的章奏“大半支吾掩饰，口是心非”，从而在《中西纪事》中无情揭露了耆英的丑恶嘴脸。
    夏燮还很重视实地考察。如为了调查洋教对中国儿童的摧残，他曾亲自来到某地快子巷教堂调查，并向传教士查询教堂所收男女婴孩的来龙去脉，问得该教士理屈辞穷，支支吾吾，使他发现“此中形迹种种可疑”，从而掌握了洋教危害的第一手资料。
    《中西纪事》的成书过程，也足以证明夏燮勤于对资料的积累。此书分三次写完。1850年写成此前十年的部分，以后又不断积累新资料，1860年“乃续据十年来所闻见者，合之前定之稿，分类记叙，厘为十六卷，中西争竞之关键，略具于此。”（21）第二年他回江西供职，“亲预于长江设关、西士传教之役，又见续颁条约，暂定章程”，他继续收集资料，于1865年又“取庚申以后续成数事，增入中西纪事中，合为二十四卷”出版，（22）每补充一次，都使是书更为翔实。
    夏燮占有材料，并非不加分辨地照数录用，而是细心辨析，详加考证。在《明通鉴》中对于众说纷纭的史实，他则择善而从一说，另仿司马光撰通鉴例，别立考异，将那些“为世所传而实未敢信者，俱入之考异中。”（23）有不尽入考异中者，别成考证十二卷，不嫌重复也。（24）力求写成一部信史。在《中西纪事》中，对于西人所记材料，同样在“核其月日皆与邸报相符”，确认“非传闻之臆说”以后才据以照录。西人月报中的有些记载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故意杜撰某些史实，一旦发现，他就坚决摒弃不用。
    夏燮在叙述某一史实时，对一些重要史料总要交待材料的来源。如他在列举五口通商后中西之间发生的一起起衅端后说：“以上各条皆壬寅五口通商后事，为夷人得步进步之张本，然语有征实，非稗野之得自传闻者，凡中国奏咨之件以及与外洋照会照复之书，大都就原文声叙，有删无改，昭其信也。”（25）再如，他在《中西纪事》约卷15《庚申换约之役》按语中又交待了写此卷的根据。此役（指1860年换约）邸抄多不具，大沽炮台之破、津门之陷，皆无一语及之。僧邸拔去三眼花翎，旋奉赏还，亦不详。但是年九月，夏燮正好出任曾国藩幕僚，得以看到廷寄硃谕及将帅咨会，以后又陆续看到湖北巡抚的信函以及一些大臣的奏疏。曾国藩嘱将有关资料汇为一帙，夏燮“乃得参考前后，次其涯略”，撰成此卷。他自称“无一字得之稗野者，”“悉据实书之，不敢诬也不敢讳也。”
    夏燮在著述过程中，一旦发现某些不够严谨之处，就马上纠正。如果得到新材料，也立刻予以补充，即使著作已经付梓，也要设法补救。例如他少时曾校证汉书八表，后来发现这样做，“但知择善而从，未能实事求是”，不如以《汉书》纪、传、志校表，三者既得，然后以表校表，这样才知致误之由。于是慨然废弃原校，凭借班固全书“勾稽贯串，曲畅旁通”，重校八表，从而使校书质量大为提高。又如他校证吴应箕先生《两朝剥复录》，是书系家藏抄本，专记天启、崇祯两朝阉官始末，他除用《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季南略》、《明季北略》、《南疆逸史》外，也参阅了一些明季稗史。但他很想得专书而校之，苦于不能获睹。由于他当时频年转徙，为避免书稿遗失，乃亟取原校之本付梓。就在将要印成时，他偶然从朋友处得见沈氏《从信录》、后又得到刘若愚的《酌中志》及文荪符的《先拨志始》等书，其中有大量关于阉官的材料。于是他又据此写成补校六卷，附于各卷之后印行。这样，《两朝剥复录》一书“原原本本，灼然如晦之见明矣。”（26）一部《明通鉴》耗去他二十余年的精力，“而二十余年精力，实始于参证群书，考其同异，有疑则阙，择善而从，去取既明，然后敢下笔编次。”（27）正是他这种在学术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位中国近代史上卓有成就的史学家。
    注释：
    ①朱舲：《书校证两朝剥复录后》。
    ②③《中西纪事》卷3，卷20。
    ④⑤⑥⑦《中西纪事》卷22，卷19，卷7，卷13。
    ⑧《明通鉴·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
    ⑨《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
    ⑩上引均见《明通鉴·义例》。
    （11）（12）（15）（16）《明通鉴·义例》。
    （13）（14）《明通鉴·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
    （17）（19）《明通鉴·义例》。
    （18）《书校证两朝剥复录后》。
    （20）《中西纪事》卷21。
    （21）《中西纪事·次序》
    （22）《中西纪事·卷首》
    （23）《明通鉴·与朱莲洋论修明通鉴书》。
    （24）（27）《明通鉴·义例》。
    （25）《中西纪事》卷11。
    （26）《两朝剥复校证叙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