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派的特点是“尊古”，皖派的特点是“求是”，而扬派的特点则是“通贯”。“通贯”是为了纠正汉学专注一经一家的门户之见，主张沟通群籍，兼治经子，并淡化汉学宋学的对立。这是扬派在继承吴、皖二派基础上的变化和发展。如焦循强调“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与刘端临教谕书》），提倡“通核之学”，他说“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敬，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多慊其衷”（《辨学》）。阮元被称为一代通儒，学风广博而全面，不同于狭隘局促的考据学者。刘师培说“阮氏之学，主于表微，偶得一义，初若创获，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贯纂群言，昭若发蒙，异于饾饤猥琐之学”（《南北考据学不同论》）。阮元也不同于前辈的力排宋学，而倾向于调和折中，“崇宋儒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拟国史儒林传序》）。
    扬派学者“通贯”的学风，也表现在治学范围的更加宽广，除群经、音训、天文、历算外，旁及其他。如汪中研究诸子、推崇荀子、墨子。王念孙的校勘及于《广雅》、史汉、老庄荀、韩《诸子春秋》《淮南子》等，阮元写《畴人传》为古代自然科学家立传，又嗜好金石碑版，以之补经史文献之讹漏，这是他们知识广博、能通贯各个学科的表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中国进入近代，战火连年，民不聊生。外国的船炮机器、声光化电传入中国。随着社会的变化，中国学术界也为之大变。专门研究古代文献，很少关系现实的传统考据学中衰，失去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其它学术流派风起云涌，应运而生，有主张变革的今文经学，有强调民生实用的经世之学，有关心地理边防的边疆之学，有研究修齐治平的性理之学，有向外国学习的洋务之学以及维新之学、革命之学。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此长彼消。晚清，传统的考据之学在社会变动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中衰落蜕变，但尚未完全消歇，浙派学术即其嫡传。其代表人物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
    浙学承袭乾嘉学风，俞樾十分敬佩高邮二王，所撰《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模仿王氏《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著作的体例与方法。他说：“治经之要有三，正句读，审音义，通古文假借，知此三者，则思过丰矣。”孙诒让是考据学的直接继承者，自称：“我朝自乾嘉以来，此学大盛。如王石臞念孙及其子文简公引之之于经，段若膺先生玉裁之于文字训诂、钱竹汀先生大昕、梁曜北先生玉绳之于史，皆专门朴学，择精语详。其书咸卓然有功於古笈，而某自志学以来所最服膺者也（《寄答曰人馆森鸿君书》）。章太炎作《清儒》、《释戴》，阐扬清代学术，总结考据学派的精神“审名实、重佐证、戒牵妄、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未之有也”。这正是清代学术主张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理性主义。王国维少习戴段二王之书，发展了考据方法，对考古发掘资料与传世文献至重，即所谓“二重证据法”。
    国难当前，浙学和同时的其它学术思潮一样，倾向于经世致用，改变了考据学不问政治的传统，并因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力求与西学沟通，其杰出代表能够中西兼纳，推陈出新，故其特点在“创新”。
    黄以周、孙诒让都研治礼学，黄摈《礼书通故》，孔摈《周礼正义》，希望从中国古代的政制、礼俗中寻找富国强兵之道。孙诒让对《周礼》寄予极大希望，称“夫舍政教而议富强，是犹汪绝潢断港而至于海也。然则处今日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这诚然是过分地推崇了《周礼》的作用，却也表现了浙派将政治和学术紧密结合的特色。
    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杰出学者是章太炎和王国维。章太炎投身于革命，反对清朝专制统治，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是辛亥革命的主将。他又是俞樾的学生，自称“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菿汉微言》）。故鲁迅先生称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以精湛的训诂音韵学修养、考论群经，遍及老庄荀、韩，旁通佛学“取证博洽，析义精微”，尤致力于左传研究。他脱胎乾嘉而超越乾嘉，涉览西方及印度学术，驰聘于广阔的世界文化领域，探究治国要道和人生哲理。
    另一浙派学者王国维曾习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擅中西学术，故其方法缜密，识见卓越。他用训古方法，认识了古书中的联绵字和成语，故释经多新颖见解。又能将甲骨文、古器物与历史文献结合，他撰写的《殷周制度论》、《殷先公先王考》，阐明了殷周之间文化的变革和殷帝王的世系次序。这类考据文章并非局限于细事末节的烦琐考据，而是以确凿的证据，解开了中国上古史的重大谜团，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不朽典范。
    浙派学术的时间跨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之初，它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桥梁，浙派学术和20世纪的学术文化息息相关。如果说：俞樾、孙诒让尚停留在中西文化的比附上，那末章太炎、王国维已能做到融合中西学术、兼取其长，他们超越了传统的考据学派，而成为近代学术的开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