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姓氏制度应当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因为姓氏制度并不单纯是一种名号制度，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家庭形态、社会心理、礼俗特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姓氏制度的沿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性质的变革。科学研究先秦姓氏制度，对于确切理解先秦文献和正确研究先秦时代的历史与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对于姓氏学的研究由来已久，先秦时代的一些重要典籍，例如《诗经》、《春秋》、《左传》、《国语》、《礼记》等等，都包含有丰富的先秦姓氏学资料，尤其是《左传》、《国语》两书中的宝贵材料，更是我们研究先秦姓氏制度时所必须掌握的。
    就目前所知，我国最早一部记录自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帝王、诸侯、卿大夫名号、世系、姓氏源流的书是成书于战国晚期的《世本》，该书总的编排特点是“言姓即在上，言氏即在下”（《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引《世本》），以姓统氏，脉络清楚，且最早反映出先秦时代姓、氏有别的特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该书有十五篇，可惜很多已经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今日所能见到的只是清代学者秦嘉谟、雷学淇诸人从各部经、史的注、疏中以及《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姓氏书中整理出来的辑佚本。
    秦代有一部名为《公子血脉谱》的姓氏书，据传为荀子所作，该书性质与《世本》相近，但其所述材料的可信程度却远不及《世本》，后世称引者不多。
    西汉时代，汉高祖起于布衣，其祖上并无声名煊赫的人物可供夸耀，因而不重视姓氏谱牒，加上西汉政府一直在打击豪强大族，所以这一时期对于姓氏制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东汉以后才开始有对姓氏制度进行研究的著作，班固的《白虎通·姓名》篇以“人所以有姓者何？”“人所以有氏者何？”的方式提出问题，并对姓氏的起源、作用进行了解答。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也记载了大量姓氏的源流情况，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则首次明确地对姓氏的来源进行分类，为后世的姓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此外，许慎的《说文解字》、王充的《论衡》和经学家郑玄为三礼所作的注释中也都包含有他们对于先秦姓氏制度的见解。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七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门第阀阅制度的日益隆盛，各朝各代都编修了许多姓氏书，比较著名的有东晋贾弼的《姓氏簿状》，南朝王僧孺的《百家谱》，北朝何承天的《姓苑》等。但这些书多是谱牒性质，对于姓氏制度的研究很少，而且由于土族地主竞相标榜出身高贵，往往在自己祖先身上作伪，所以这些姓氏书的可信程度也比较低。当时对姓氏制度研究比较有贡献者当属西晋的杜预，他在为《春秋》经传所作的集解当中，对许多国、族的姓氏都作了追究，并对“赐姓”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杜预的注经过唐代孔颖达的疏证，已经成为后代研究姓氏者必用的材料。唐宪宗元和年间由太常博士林宝编纂的《元和姓纂》也因征引前代文献丰富而多为后世祖述。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姓氏制度研究的高峰时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总结出了先秦姓氏制度的许多特点，对于姓氏来源、姓氏应用规则、姓氏合一等重要问题都有涉及，历来为学者所称引，但其将得氏方式分为三十二类则过于繁琐，而且各类之间重叠交叉的部分很多。其他如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姓氏》篇等都对后世比较有影响，罗泌、罗苹父子所作的《路史》对于上古帝王的姓氏也颇有记录。
    元、明两代的姓氏学研究不盛，唯有王圻在其所著的《续文献通考·氏族源流》中将得氏方式分作三十六类，比郑樵所分的二十二类还要繁复，后世多有批评者。
    清代考据学兴盛，乾嘉学者们在考证经史的同时，对古代姓氏也做了一些辨订工作，在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的读书札记当中，都有对先秦姓氏问题的解说，尤其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对先秦古姓的数量、姓氏合流的时间、以国为氏、姓氏书等问题都有涉及，收入其文集的《原姓》篇则基本上是对上述问题的汇总。清人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中专门列有《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和《春秋列国姓氏表》，对春秋列国的姓氏作了一番系统整理，条理鲜明，考证典核，为后世研究先秦姓氏者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其中偶有缺失之处，亦为当代台湾学者陈槃先生撰的《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27、28、29本）和《譔异续编》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31、32、33本）所补足。此外，清代官修的《古今图书集成》中也列有《氏族典》和《氏族博考》的条目，以汇考的形式对清代以前的姓氏学研究做了一番总结。
    从战国到清代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在先秦姓氏制度研究方面下的功夫可谓不浅，著述也不少，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比较有限，受当时的思维方式、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古人对于先秦姓氏制度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史料梳理、源流考证和对姓氏特征的说明上，而很少能对他们所观察到的姓氏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即使偶有谈到，也是东鳞西爪、片断零碎的，形不成系统。而且由于姓氏特征的有限性，后人往往只能祖述前人之说，而不能超越前人做更深一步的探讨，这就使封建时代的姓氏学研究始终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