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姓”也是学者们探讨较多的问题。1988年辛立先生提出了一种新说法，认为《左传》隐公八年所谓的“因生以赐姓”就是“姻生以赐姓”，即在同姓不婚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受赐者的种族繁衍而为其赐以异姓的宗族（《周代的“赐姓”制度》，《文博》1988年第5期）。而张淑一则认为对于先秦时代的赐姓应当分两个阶段来研究，其一为氏族时代的“赐姓”，其二为周代的“赐姓”，氏族时代的“赐姓”实质是部落首领为新生氏族命以氏族名称；周代的“因生以赐姓”是周王根据被赐贵族的所出之族，即因其原有的血缘归属而赐姓（《先秦“赐姓”问题探索》，《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葛志毅先生则回避了究竟何为赐姓的问题，只就赐姓习俗的来源进行了考索，他认为先秦时代封土建国过程中的赐姓合氏制度，是由氏族时代人们在分土别居时各立姓氏的习惯转化来的（《先秦赐姓氏制度考原》，《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 3期）。
    “以王父字为氏”和“以父字为氏”是先秦时代两种常见的命氏方式，许多学者都指出过它们与民族学中常见的父子连名制相类似，却从不曾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李衡眉先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从婚姻进化的视角来考察这两种连名模式的异同和内在联系，揭示其实质。李先生认为，“孙以王父字为氏”是父系社会初期实行的昭穆制度在姓氏制度上的反映，而“子以父字为氏”则是父权牢固树立以后父子间的血源关系成为高于一切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东岳论丛》1992年第6期）。
    先秦文献中常见一些贵族称“公某”或“某孙”的情形，方玄琛先生的两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他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子孙以“公某”为称为氏探论》（《大陆杂志》第83卷5期）一文中认为，周代国君子孙常于名、字、行次上冠“公”字为称，其后人即以公配字、公配行次等名称为氏，称“公某”氏，例如《左传》中就有公孟氏、公南氏、公叔氏等等。他在《论春秋鲁钟孙、孟孙、季孙、臧孙等称非氏名及春秋时代人物系“孙”为称之意义》（《大陆杂志》第75卷6期）一文中认为，春秋时代部分贵族系“孙”字为称，“孙”字系指某位先君的后代子孙，“某孙”为该族宗子的专称，后世学者以“某孙”为氏名，其说不确。
    关于姓氏与宗法制度的关系，李向平认为，姓氏实际上是宗法制度中大小宗之间宗法统属关系的体现，一个代表始祖的姓，亦是代表着一个宗族或家族的大宗：氏作为姓的下属支系，表示一个宗族或家族中已分立出来的小宗或庶族。春秋战国之际，当宗法制度陷入绝境时，旧的姓氏制度也走到了尽头（《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广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
    关于姓氏合一，阎晓君先生注意到，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以后，周人同姓之间相互提供帮助、保护、支援的观念已不牢固，同姓不婚的禁忌也已被打破，开始由同姓不婚向“同姓共宗”不婚过渡。原来只属于贵族阶级的氏，这时也由于宗族的不断繁衍扩大而成为各个阶层都可以使用的一种名号。新的姓氏制度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到秦汉以后得到普遍推行（《论姓氏合一》，《寻根》1998年第3期）。
    男女有别是周代姓氏制度的重要方面，张淑一在《周代女子的姓氏制度》（《史学集刊》1999年第2期）和《周代男子的姓氏制度》（《华南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两文中对周代女子和男子不同的姓氏应用规则进行了考证。
    这一时期，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方面研究先秦姓氏制度的论文也有一些。1982年王育成发表《从两周金文探讨妇名称国规律》（《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一文，指出金文中在夫国称妇时，往往称其生身国名，而当生身国为出嫁女作媵器或妇人自称时，则一般称夫国名。1983年朱凤瀚先生发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一文，就商周金文中复合氏名的含义、复合氏名的构成规律及其存在的社会根源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复合氏名的角度释读了部分器铭。同年五月，张亚初先生就两周金文中常见的“某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指出“某生”就是某氏之甥，“某”为该甥舅家的氏名（《两周铭文所见某生考》，《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1987年李学勤先生的《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一文发表，根据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对姓氏制度中的几个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一些以民族学材料研究姓氏制度的文章，它们是何星亮的《图腾名称与姓氏的起源》（《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和宇晓的《亚姓现象跨文化比较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一些谈人名的论文或专著也都对先秦的姓氏制度有所涉及，它们有周国荣的《姓名说》（《文史哲》1985年第1期），盛冬铃的《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吴镇烽的《金文人名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2月第1版），金良年的《姓名与社会生活》（台湾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1版），李学勤的《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张联芳主编的《中国人的姓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和纳日碧力戈的《姓名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等。
    这一时期，还有专门就某部先秦文献中的姓氏学材料进行研究的文章，俞樟华的《〈史记〉与古代姓氏》（《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一文对《史记》一书中记载的有关先秦和秦汉时代的姓氏学材料进行了有意义的考察。严军的《〈左传〉姓氏相关问题的探索》（《浙江学刊》1994年第4期）则对《左传》一书中包含的姓氏学材料进行了综合整理，并对姓、氏之别，姓、氏起源先后，先秦古姓的数量以及姓、氏合流的年代等问题进行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