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国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传入，姓氏制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股新气象。学者们往往借助新的理论，以社会学眼光对古代的姓氏制度进行考察。梁启超、刘师培、章炳麟诸先生都曾以西方社会学理论解释我国古代姓氏的起源，20世纪30年代学者袁业裕根据日人田崎仁义的著作《王道天下之研究》编述的《中国古代氏姓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古代姓氏起源、发展的过程，袁氏认为，氏为血族或地域团体的名称，姓为母系族制之遗意，姓氏是社会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这一阶段学者的研究中也有不足，即往往引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有余而对中国姓氏制度自身发展的历史注意得不够，因而他们的结论也往往流于空疏或者牵强，这尤其反映在以图腾理论解释古姓起源的问题上。钟道铭的《中国古代氏族社会之研究》（《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1号），黄文山的《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文化〉之我见》（《新社会科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1期），董家遵的《古姓与生肖同为图腾考》（《社会科学》1946年第3卷第1期）和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9年版）等著作中都有以图腾理论强解中国古姓起源的内容。上述学者为许多古姓都找出了它们在图腾中的对应物，如姬姓的图腾是鳄鱼，彭姓的图腾为鼓，姚姓的图腾为桃等等，这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想象之说。
    在这一时期，古文字学的研究方兴未艾，颇有学者致力于从古文字学方面发掘中国古代姓氏学材料，30年代有吴其昌的两部金文姓氏学专著《金文世族疏证》和《金文世族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出版，40年代初罗福颐先生又在《艺文志》杂志上发表《三代吉金文存中所见女姓》一文。借助文字学材料研究古代姓氏，这应当是姓氏学研究方法上的长足进步。
    建国之初，百业俱兴，但是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步伐却慢了下来。这个时期专论姓氏的文章只有丁山的《姓与氏》（《新建设》1951年第6期）一篇，此外就只能在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徐中舒的《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成都工商导报》学林副刊1951年1月7日）、《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第1版），杨宽的《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8月第1版）等著作中发现些许与先秦娃氏制度有关的内容。而在此同时，杨希枚先生却表现出了他对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巨大兴趣，他的一系列文章：《姓字古义析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1951年）、《〈左传〉“因生以赐姓”解与“无骇卒”故事的分析》（《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1954年）、《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和《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1957车），都是选取姓氏制度中的一个专题进行研究，提出见解。在《析证》一文中，杨先生认为先秦文献中的“姓”字并没有我们今日所言的“姓氏”的含义，其含义有三，其一指子或子嗣；其二指族或族属；其三指民或属民。基于对姓字古义的上述认识，杨先生在其后关于“赐姓”的两篇文章中提出，先秦赐姓制度在理论上及史实上都应指赐民、分民或授民，与先秦所谓“胙土、命氏”并属封建制度的三要素，即分民裂土建国的制度。虽然杨先生的某些结论还值得商榷，但他的研究方法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大陆地区姓氏制度研究的沉闷状况，到70年代末期终于被打破。1979年曹涛发表的《中国姓氏的演变》（《江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是这个时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宏观上对中国姓氏制度发展演变的总体过程进行了论述。此后马雍的《中国姓氏制度的沿革》（《中国文化研究丛刊》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和骆光华的《先秦姓氏制度初探》（《中国古代史论丛》，中华书局1985年版）都有在姓氏制度研究重新起步以后帮助研究者理清思路的作用。尤其是马雍先生的文章，对中国姓氏制度自身发展的历史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在姓氏的起源、图腾与姓的关系、命氏方式、姓氏合流、复氏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是一篇甚具参考价值的上乘之作。
    总论性的研究之外，专题研究也发展起来。伴随“楚文化”研究热潮的掀起，祝融八姓的问题开始成为学者们注目的焦点，1980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了题为《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的文章，以古文字和传世文献两方面的材料来证明祝融八姓传说的可信性，对这八姓的迁徙和繁衍情况也有所探讨。次年，唐嘉弘先生也发表《释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的文章，就某些问题与李先生进行了商榷。此后何幼琦的《论祝融及其后“八姓”》（《江汉论坛》1994年第4期），徐少华的《祝融八姓之妘、曹姓诸族历史地理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和《论已姓、彭姓诸族的流变和分布》（《江汉考古》1996年第2期），都对祝融之族的踪迹和存灭情况进行了考察。楚的族姓问题也是楚文化研究的热点，张正明、张胜琳二同志在《楚君姓氏辨》《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楚君是以芈为姓，芈表示他们的氏族：以酓为氏，酓表示他们的职分，文献中常见的楚君称“熊某”的“熊”字是酓字的音近假借。龚维英却认为楚的族姓应当有两个，一为芈，一为熊，《世本》及后世谓楚“以熊为氏”是囿于族姓只有一个的观念曲为之解（《楚的族姓有二说》，《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葛志毅先生则仍然坚持《世本》的观点，认为熊为楚君之氏，并考证楚君的熊氏是源自楚人对于熊图腾的崇拜（《先秦图腾信仰与楚君熊氏之关联》，《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楚族姓研究之外，对于齐和鲜于中山国族姓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有两篇，它们是韩玉德的《齐陈公子完世家姓氏流变考述》（《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和张岗、谢志诚的《鲜于中山族姓问题探索》（《河北学刊》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