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时期，史学在日益显现的社会危机刺激下，以当朝史的研究为重点，以经世振邦为目的，出现新的气象。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当时的史学界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一、陈建生平与著作
    陈建字廷肇，号清澜，别署清澜钓叟、粤滨逸史等。广东东莞（今广东东莞市）人。《明史》无传，明清人所撰其他史著，亦鲜言其行实。其生平，唯以晚清陈伯陶《重修东莞志稿·陈建传》，撷掇诸文献，叙述最详。据载：陈建生于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卒于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享年七十有一。陈建一生的经历颇简单：曾于嘉靖七年（1528）中举人；继，以嘉靖八、十一年两中会试副榜资格，选授福建侯官县教谕；以政绩迁临江府学教授；其间，亦先后应聘典江右、广右、云南、湖南等地试官；寻，复循资迁山东信阳令；未几，于嘉靖十三年（1534），“以母老乞养”为由，力请归邑；自是，“遂隐居不出”，潜心著述，直至终年。
    陈建一生，除在嘉靖十一年至十三年做过二、三年地方小吏微官外，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治学著述中度过。陈建的著述丰富。凡计有《学蔀通辨》、《治安要义》、《皇明资治通纪》、《西涯乐府通考》、《经世宏词》、《明朝捷录》、《古今至鉴》、《滥竽录》、《陈氏文献》、《小学古训》等。此外，陈建尚辑有《周子全书》、《程氏遗书类编》；并曾代海防汪某作《海防长策》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流传至今有《学蔀通辨》12卷、《治安要义》6卷、《西涯乐府通考》10卷、《皇明资治通纪》34卷等①。《古今至鉴》6卷似乎也有传本。
    陈建所生活的明弘治、正德、嘉靖三朝，正值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捩。此时，王朝的极端专制已酿就了极端的腐败。统治者耽淫溺乐，国家弊政丛集。曾几何时盛极一时的王朝，开始面临政治、经济、军事总危机的局面。不但在全国范围内接连爆发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而且还不断地遭到漠北蒙古贵族和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值此内忧外患，国难民艰之际，一些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开始站出来批评时政，疾呼改革，力图挽回王朝发展的颓势于即倒。沸扬整个明代中、后期的实学思潮滥觞。
    时代深刻地影响及陈建的学术倾向。据陈伯陶《东莞志稿·陈建传》引《宝翰堂藏书考》、《福建通志》及《粤大记》等文献称：“建貌寒素，人望而轻之，然性缜密，博闻强记，究心学术邪正之分及国家因革治乱之故。”概括了陈建为人治学的一般特征。与此评论相应，陈建也自述他一生，常以北宋名相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言自勉，称自己“虽不肖，诚不忘江湖耿耿”②。他不务虚名，不作虚文，惟以经邦济世为己任，自云：“士君子得其时行其道则无所为书，身后虚名亦何益耶！”③因此，陈建“其所著述，盖为天下万世虑也”④，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著述与现实政治和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有为而发。其中如《学蔀通辨》是他有感于当时王阳明的心学盛行，“忧学脉日紊”，乃“愤然发奋，究心通辨”⑤，以摒国家正统学说的“蔀障”；《治安要义》是他“以本朝之法，积久弊滋”⑥，力图革除弊端，提供补救之方而撰写的著作；至于陈建晚年倾心而作的《皇明资治通纪》，更是他探究“国家因革治乱之故”⑦的著作，不仅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更为紧密，倾注的经世热情也更为炽烈。
    二、《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及体例
    《皇明资治通纪》（以下简称《通纪》）在陈建的著作中较晚出，也是陈建著作中卷帙最大，流传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集中地体现了陈建史学的经世特点。
    《通纪》的叙事始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迄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这可以说是当时条件下尽可能下延的年限了。《通纪》的原书分有前后两编。前编题《皇明启运录》，先行刊刻。清末所修《东莞志》卷84《艺文志·史部·纪事本末类》著录，并附有陈建原序。原序称是书“始于后元至正辛卯红巾之倡乱，而终于国朝洪武壬申，天下无事，功臣受封已毕，赐赍各还其乡，首尾四十余年。”按洪武壬申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据《通纪》陈建自序称，当《皇明启运录》写毕付梓后，值为香山黄佐所获知，遂劝说陈建继续撰写洪武以后的史事。黄佐说：“昔汉中叶，有司马迁《史记》，有班固《汉书》，有荀悦《汉纪》；宋中叶，有李焘《长编》，皆搜载当时累朝致治之迹，以昭示天下。”可是明朝建国已近二百年了，却仍“未有纪者”，所以“子纂述是志”，就应“盍并图之，以成昭代不刊之典也。”而当听到黄佐的劝告时，陈建初表示推辞，其理由是认为自己“愧乏三才，何敢僭逾及此。”但是陈建最终念及自己“素性有癖焉，自少壮时，癖好博览多识”，特别是致仕后，仍时刻不能忘怀国事，“每翻阅我朝制书，洎迩来诸名公所撰次诸凡数十余种，积于胸中”，而王朝的兴而及衰的历史，往往又使得他“久久不能自制”。这些终于使陈建接受了黄佐的劝告，开始“时时拈笔书之，取其有资于治，可通为鉴者，编年次之”，续完洪武以后，“下迄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与先期刊刻的《皇明启运录》合为一书，“并冠以《通纪》之名”而成全帙⑧。同时，也使整个《通纪》以洪武为界，清楚地划分为“创业垂统”与“持盈守成”两个历史阶段，使得其间的盛衰嬗递之势，及“创业守成之殊焉”⑨悉然洞见。
    《通纪》的体裁，年月相系又厘分纲目，采用的是当时颇流行的纲目体编纂形式。其中“纲”以提要，“目”以叙事、征引和考证。纲、目相互条分且相互为用，使得史事叙述得简明清晰，重大事件突出。关于《通纪》的体裁体例。陈建在《通纪·凡例》中作有详细的说明。《凡例》云：《通纪》“纪事多首举其纲，后乃详其事目。”其事目俱以细字“联书之。”具体则“有追言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因始卒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等等。说明《通纪》的体裁体例，并不象目前一些著作介绍的那样，只是简单地依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通纪》的体裁虽然属于纲目体，但又有改进。陈建认为“历代‘通鉴’及‘纲目’，凡除拜止书以某人为某官，而不著其旧何官，似欠来历。”故“今此纪必书擢某官为某官；且稽述人物，必著其为何郡邑人氏，似差明白，便于观考，”使得“此类视前史稍加详密焉。”⑩这也就是说，陈建在《通纪》中，竭力在不破坏历史发展主线简畅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以事目的形式，较全面地交待历史人物的有关内容。从而表现了《通纪》在叙事与体裁体例关系处理问题上的一定灵活性。
    《通纪》刊行后，很快就因其“载录近信，是非近公，文义近简畅，”而被当时人推许为“海内宗室。”但是客观地说，作为一部王朝史，若从历史编纂学与文献学的角度衡量，《通纪》是有不少的疏漏，绝不可算作一部成熟完善的历史著作。例如，体例上，《通纪》往往于“正编之外，卷各有述遗，”用来补述前面遗漏的史事，而这些补述，“其文每涉繁芜可厌，抑且同是岁月而令人前后翻阅寻索，不得快一时之观用；”又如，《通纪》的纪事，也每每“年月联接而去，殊少清楚”，即对连年累月发生的史事，叙述时没有做另行更纪的技术处理，令人阅读时不尽清晰爽然（11）；再有是文献考订方面，据王世贞《史乘考误》列举，有关史料的错误凡四、五处之多，这与当时其他史著比较并不严重，其中除有关明太祖出生瑞象的渲染外，其他几处讹误也不是重要之事，但仍说明《通纪》的史料考订并不十分精审。
    三、《皇明资治通纪》撰述主旨及特征
    《通纪》是一部因时局危机刺激而撰述的历史著作，因此全面评价《通纪》的史学价值，关键在于理解作者的经世致用的写作目的。
    《通纪》的经世致用的倾向是鲜明的。作者陈建在《自序》中，一再反复地申诉自己撰述《通纪》的心情。他说他“每翻阅我朝制书洎迩来诸公所撰次凡数十余种，积于胸中，久之不能自制。”并称自己“尝因阅世变尤有感焉”，亦云其“阅世变不能自己于怀”等等，亟欲将王朝由盛及衰的历史事实昭告世人，使王朝的统治者在荒淫嬉乐中获得警悟，使世人在升平歌舞的虚象中见到真情，总结王朝的盛衰历史，为现实找出解弊补救的药方。这正是作者陈建撰述《通纪》的根本目的。作者撰《通纪》“芟繁会要，萃次成编，于以叙述铺张我祖宗列圣之峻德神功，讦谟懿法，以昭示天下来世，大意欲奕世圣子神孙绳祖武，监成宪，为先甲后甲之图，以保鸿业于亿万斯生之永。”（12）即让统治者以史为鉴，“为当世借前箸筹之，挽回祖宗之盛”（13），使王朝摆脱当时的各种危机。
    《通纪》的成书相当仓促。作者陈建曾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先后完成了《学蔀通辨》和《治安要义》两书凡18卷的写作。之后，越七载，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而有《通纪》34卷的问世。
    回顾王朝往昔的强盛，目睹现实政治的衰敝，陈建不觉流露出无限的感慨，他在《通纪·自序》中说：“……祖宗时士马精强，边烽少警，而后来则胡骑往往深入无忌也；祖宗时风俗淳美，真才辈出，而迩来则渐浇漓也；祖宗时财用有余，而迩来则变易废弛比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面对王朝由盛及衰的事实，陈建亦急于想知道：“是果世变成江河之趋而不可挽欤？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于是便“芟繁会要，统为此《纪》，庶君子通今之略，工拙不暇计云。”（14）即使是“虽乏三长，续貂荀、李，汗颜班、马，不计也。”同时，陈建也深知自己位卑言微，“力莫之能与也”，因此他深望通过《通纪》唤起人们的注意，使那些“有志于世道者，尚相与商之，”引发世人对于现实问题的注意和对王朝前途的广泛讨论。“为当世借著筹之”，解决现实问题，以使王朝“挽回祖宗之盛，”（15）正是陈建撰述《通纪》的最终目的。
    陈建强烈的经世实学思想深深地浸润在《通纪》之中，这就使得《通纪》的体裁虽然依准朱熹《通鉴纲目》，但是实质却与朱著“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的宗旨大相迳庭。《通纪》并不象《通鉴纲目》那样，重在以“理”为归依，对历史作出种种价值的判断，而是继承司马光《资治通鉴》“专取国家盛衰，系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6）鉴古察今，以资政治的史学传统，以现实政治为史学归依，以王朝的政治兴衰为考察的主线，探究“国家因革治乱之故”（17）。因此，《通纪》不仅在书名中明确标明“资治”二字，而且在其《凡例》中开宗明义地申明：“此《纪》仿《资治通鉴》而作，凡群书所载，必有资于治者，方采录之。细故烦文，无资于治者，弗录。”其目的也就在于使读者“一展卷而知孰为祖宗成法当守，孰为后来弊政当革，”是非之间“昭然灼然矣。”（18）
    四、《皇明资治通纪》史论的特点与价值
    关于《通纪》中的史论，陈建在《自序》中说：“愚间因次录，阅事变不能自己于怀，辄僭著评议，或采时贤确言，诚欲为当世借前箸筹之。挽回祖宗之盛所深愿焉，而力莫之能与也，有志于世道者，尚相与商之。”明确点明自己之所发论的缘由与主旨。我们说，以陈建这样卑微的乡绅编纂国史，本已是触讳大矣，但他还要于叙史之外率直地评议当朝王政，臧否当朝的君主朝臣，其勇气之大，可想而知。
    翻开《通纪》，就几乎到处可见“此有天下者当务之至急也”、“有志斯世者察焉”、“经世者考之”、“以期当今之可行”、“其固有天下之至鉴与”、“谋国安边者所当取法与”、“此有识之所深忧与”、“有国者尚念之哉”、“俟经世者采焉”、“此可为万世法”、“万世所当法也”等等类似的文字，缀在或长或短的评议按语的后面，悃幅之情，款款跃于纸上。
    早在撰述《通纪》之前，陈建已经“以本朝之法积久弊滋，务于变通以救其弊，”（19）撰写过《治安要义》一书。在研究王朝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宗藩议”、“赏功议”、“取士议”、“任官议”、“制兵议”、“备边御戎议”等有关六方面的政治政策的评议。倡言革除王朝弊政与具体的补救之方。至其撰《通纪》时，由于对王朝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系统考察，使得他对王朝由盛及衰，政治逐渐腐败的演化，了解与感受得更加强烈，从而使得《通纪》的史评政论内容更加广泛和深刻，且富有批判精神。
    在《通纪》的史评中，陈建自觉地继承传统史学中“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历史主义方法，在对历史考察分析的基础上，越出史书的实际断限，针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有为而发。或举出明初与现实之间盛衰变化的事实两相比较；或溯委追源，沿着历史发展的线索找出弊端的症结与世变的转机；或直接针对某社会政治问题直接陈述己见，提出解弊的对策。议论捭阖纵横，振人昏聩。如《通纪》永乐三年七月“论平交趾功”条下的陈建按语说：
    按夏忠靖谓：赏，费于一时，有限；升，费于后日，无穷。此谓置名言也。惟升元功，余皆班赍，此祖宗朝赏功良法也。正统以后则有大不然矣。王骥麓川之役，封爵升职至万余人。天顺中，有一卫官至二千余人矣。成化中，天下军职至八万余人。正德中，遂逾十万矣。使累朝赏功皆遵祖宗良法，夫岂冗滥至此？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有国者尚念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