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注：本文所论述的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起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颖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晋南、河南的济源、沁阳为界。见拙文《河洛与河洛地区研究补正》，《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9年2期。）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仅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且因为河洛地区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关于冶铸业的发展历史学术界论述颇多，但对于河洛地区冶铸业的发展历史则关注不够。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日益丰富，使我们有可能通过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对先秦秦汉河洛地区的冶铸业的历史演变作一论述。
    一先秦时期的冶铸业
    河洛地区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在今天较为著名的有焦作、义马、伊川、新安等地的煤，洛宁、嵩县、卢氏、栾川、灵宝等地的黄金，嵩县、新安等地的铁，新安的铝土矿，栾川的钼矿，晋南的铁矿等。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有的是建国后才发现的，而有的则有数千年的开采历史，如嵩县高都、栗子坪的赤金在汉代已经闻名，有“高都赤金”之称；洛宁的金矿，“唐代的古洞犹存”，因此探讨该地区的冶铸业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管子·地数篇》云：“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这是战国时人言及全国产铜、铁的地点数目，当然不会很准确。《山海经》中所言及的全国有35处产铁之地，分布于今豫西一带，密山在新安县，橐山在陕县东，夸父之山在灵宝市，少室山在登封市，大騩之山在新密市（注：史念海：《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河山集》第83页注[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9月第1版。）。这是战国时期人们在总结矿产分布而提出来的。
    在此之前，河洛地区的冶铸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这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已得到证明，目前学术界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虽然还有较多的争论，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二里头文化遗址定为夏文化的重要遗存，本文即采用此观点。其重要依据即经过C[14]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1900～前1620年。考古发掘证明，二里头遗址中青铜器的制作水平已较高。1973年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铜爵，此后又发现的另一件铜爵则制作精细。同年发现的铜戈，锋刃锐利，内后端有纹饰。特别是一件镶嵌绿松石的圆形铜器，直径17，厚0.5厘米，周边镶嵌61块长方形绿松石，似钟表之刻度，中间镶嵌两圈各十三个十字形的绿松石，表现出高水平的铸造工艺（注：《洛阳市志》卷14《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令人可喜的是，在二里头遗址的东南隅，发现了一处较大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有残存的铜渣坩埚和大小陶范碎片。在铸造生活用具的陶芯碎块上刻有花纹，据推算，原器直径为40厘米左右，工艺精良，造型美观，这就为夏王朝能够铸铜找到了可靠的证明。
    殷商时代，河洛地区的铜器铸造业继续向前发展。在郑州市白家庄和铭功路的商墓中都有青铜器的发现。在铭功路的商墓中，其中墓2有铜器8件，计有斝、爵、鼎、觚、刀和戈等6种，在墓4中分别发现铜爵和铜觚各一件（注：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考古》1965年10期。）。1974年在郑州又发现两件大方鼎，为研究殷商中期的青铜器增添了新的资料（注：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6期。）。在郑州商城遗址中也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并发现了两大铸铜遗址，其中南关外铸铜遗址，面积达80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现存遗迹中有铸造场10处，窖穴17个，穴中出土有陶范、铜渣、坩埚残块等。烘范窑1座，残存有椭圆形窑底，窑内有烘烤时的木炭粉、红烧土块、漂浮渣等。遗物有铜矿石1块。陶范的品种有镢、锥、斧、镞、刀、戈、斝、爵、觚、鬲、盉、鼎、盆、环、簪等。下层有窖穴11个，遗物有铜矿石、坩埚残块、炼渣、木炭屑、陶范等。这里的出土物以生产工具范为主，反映了铜器铸造业主要是以服务生产为目的的。紫荆山铸铜遗址，从目前所发掘的800平方米来看，主要是商代二里岗文化上层铸铜遗址，6座房基中有铜渣、范块和铜锈面（注：李京华：《河南冶金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河南考古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这里所发现的铜范来看，也是以工具类范为主。在偃师尸乡沟商代遗址中所发现的铜器有带柄铜刀、铜锥、三棱形与燕尾形铜镞、铜鱼钩等，也是以生产类工具为主。殷商时期，青铜冶铸业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是以生产工具制作占据首位。
    进入西周以后，可以代表河洛地区冶铸业发展水平的是洛阳西周铸铜遗址的发现。该遗址位于洛阳市东火车站北，北窑村西南，河村西岸的第二台地上，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发现了熔铜炉残壁、木炭渣、红烧土、烘范窑以及大量铸造铜器的陶范等，铸铜烘范窑由窑室、火膛和烟囱几部分构成。窑室平面近方形，平底、直壁、拱形顶。顶部设有烟囱，火膛与窑底平。发掘时，室内堆积有碎陶片、碎范和碳灰等。出土的熔铜炉残壁大都破碎，从残存炉壁可知当时熔铜设备是采取一种内加热的炉子，其筑法是粘土、石英砂和草拦泥盘筑成圜底的铜形炉身，炉内壁涂细泥，外壁涂草泥，留有鼓风眼。炉子有大、中、小三种，大型炉直径1米左右，小炉直径0.3米左右。坩埚是用去掉口的大口器或陶罐等大型陶器为主体，在器内涂有石英砂和粘土的耐火泥。因当时是破范取器，故而陶范完整者甚少。出土陶范有大小2万块，分为外范、内范和范芯等。能辨出器形的有方鼎、圆鼎、、簋、盉、尊、觚、爵、卣、觯、钟等青铜器和乐器，并有少量的车马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的范等（注：《洛阳市志》卷14《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