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地区进行大规模发掘的冶铁遗址有巩县的铁生沟遗址、郑州的古荥镇遗址、温县的招贤村遗址等。在这些冶铁遗址附近发现了丰富的铁矿资源，还发现了许多古矿井、巷道以及采掘者居住的窑洞，竖井有圆形和方形两种，还有沿矿床掘进的斜井。其遗址面积1～12万平方米不等，有各式炼炉、熔炉、退火炉、炒钢炉等设备，还出土有耐火砖残片、风管残片、泥范、泥型、砖、瓦。在铁生沟出土有锤、、双齿、锄、铲、臿、犁、铧等160多件生产工具，铁铧上有“河三”铭文，可能是河南郡铁官第三号作坊，这处作坊至新莽时结束。在古荥镇部分泥范和铁器上有“河一”的铭文，可能是河南郡第一号作坊。在招贤庄出土有革带扣、车、马衔、轴承、铁权等16种器物36种器形的叠铸陶范保存完好。在铁生沟和古荥镇发现有煤饼，主要用来烧砖瓦、风管或烤陶范的窑里，而冶铁主要还是用木炭。特别是铁生沟炒钢炉的使用，有助于钢的广泛生产，招贤村遗址中叠铸法的使用对于提高功效极为有益（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64～46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1版。）。这在当时都属于先进的生产技术，代表着冶铁技术的先进水平，具有典范的特色。
    这一时期在炼铁鼓风设备方面也有重大改革，初期的鼓风设施橐一直使用人力，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诗迁任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注：《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传》。）李贤注曰：“冶铸者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排’当作‘橐’，古字通用也。”可见水排即水橐。到了曹魏初年，韩暨对水排又进一步推广，《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韩暨传》云：“（韩暨）徒监谒者。旧时冶作马排（为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可知这一时期是炼铁鼓风设施逐步走向成熟阶段，由人排到马排再到水排的发展过程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与冶铁业同时存在的冶铜业承春秋战国的经验，秦汉时期开始朝着生活用具方向发展。关于这一点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陈直先生指出：“两汉的铜手工业所铸的铜器，有保持原有式样的，如铜鼎、铜壶之类。有完全淘汰的，如簋敦之类。有创作新添的，如鐎斗洗之类。铜鼎、铜壶等，多为素器，无花纹，有记载的年月重量，无长篇的铭文。看来炼铜的技术，似有退步，其实不然，铜器发展的趋向，主要移到铜镜、铜锭、虎符各个方面，不能一概而论。”陈先生所论极为精当，现循陈先生的观点将两汉河洛地区的铸铜业略作论述。当时的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类，官营手工业属少府管辖，其冶铸业产品也极为丰富。《金石索·金索》卷三、卷一九一，有馆陶釜文云：“河东所造，三年铜庆釜，重十二斤，长信赐馆陶家第十二。”（注：陈直：《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这是该区有关烹饪器制造的记载。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的随葬铜器上有“中山内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八两，第一·卅四年，四郎柳市雒阳”。“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十两，第一·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注：《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这种作为容器的铜钫显然是作为中郎的柳市督造的，其地点正在雒阳。又《汉金文录》卷二、112号收有元封二年（前109年）西汉洛阳武库的铜钟，其铭文曰：“元封二年（前109年），雒阳武库丞关、啬夫菅口、令史乐时，工置造。容十六斗八升，重六十八斤。”铸镜业也为两汉手工业重点之一，洛阳金村汉墓出土的铜镜，有饕餮纹，有怪兽虺纹，有八弧虺龙纹，有四叶禽兽纹、有金银错虺龙纹、有四虺透纹（注：陈直：《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洛阳市志·文物志》所介绍的东汉铜镜有银壳画像镜、云雷纹长宜子孙镜、松鹤鹿纹镜、日月天王神像镜、王公王母神像镜，皆有很高的铸造技术。酒器也多有出土，在偃师佃庄乡碑楼庄出土的鹤纹壶、盉等，造型美观。1986年在洛阳金谷园路西的空心砖墓中出土的汉代温酒炉制作精美，造型奇特。此外，该志还收录了作为明器的鎏金羽人鸠车、研墨汲水的鎏金狮形盂、作为器物把柄的鎏金龙头饰等。1971年陕西凤县凤州古城出土的铜熏炉上的铭文曰：“雒阳武库东卢，重三斤”（盖口沿）器口沿站有“重二斤十四两”等字。（注：王翰章、陈孟东：《陕西凤县出土东汉雒阳武库卢铜炉》，《文博》1988年1期。）。《博古图录》卷十二所载太官钟铭文云：“太官铜钟容一斛，建武二十年，工伍舆造，考工令史由、丞或、令通主、太仆监苍省。”上述诸多材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营手工业特别是官营冶铜业发展的盛况，主要展示了冶铜业的产品质量的精美程度。
    正因为洛阳作为东汉时期全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所在以官营冶铜业发展的同时，一些豪强地主利用自己所居的特权地位，把持一方的经营权，使私营冶铜业也具有较大的规模。《拾遗记》卷六《东汉》条云“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工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这种建于都城的私人冶铜作坊，极有可能是来料加工性质，即利用周围的矿产资源进行冶炼，还有可能是废品的再加工性质，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陈直先生曾经指出：“西汉造镜……因为私人必须品，私人造的极多。”此足以证明造镜业是全国性质的，多是小作坊为之，河洛地区当不会例外，只是未发现造镜的作坊遗址。陈直先生在列举每斤铜的价格及每件铜器价值来研究私人作坊手工业的工资及纯利润时，曾引有洛阳一带出土文物的三条资料，可以作为洛阳私人冶铜业发展的佐证。三条材料均出自《小经阁金文》，卷十二有永和钟铭文：“永和四年正月一日戊辰，造□□□钟，重□□斤，直钱七千二百宜用。”扶侯钟铭文：“阳嘉三年九月十八日雷师作，直二千五百。”延熹钟铭文云：“延熹元年造作□□□成富□□钟廿二斤，值钱二千四百，大吉，□□富贵，宜田家，□意□长生。”（注：陈直：《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由这三个钟皆有定价来分析，显然是私人作坊以此来作为产品出卖的，这与官府手工业所造产品主要供皇室及官员所用不同，是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故而有定价。不过两汉所造铜器因冶铁技术的日益发展，其产品多转向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类多已由铁制品取代了。
    因河洛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秦汉时期该地区的冶铸业在全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冶铸业的发展主要是根基于官府出面所组织的官营冶铸业，其产品除了满足政府所需外，更多的还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由出土的生产工具即可得到证明。在这一时期，官营冶铸业居于手工业的主导地位，出现了“弘一”、“弘二”、“河一”、“河三”等大型作坊遗址。冶铸工具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特别是鼓风设施的改进使用，煤的应用，都表明了这一进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另外私营冶铸业也独具特色，表明了豪强地主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日益抬升。综合而言，可以这样认为，河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冶铸业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夏商西周时期冶铜业占主导地位，到春秋战国时期冶铁业开始出现，并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进而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秦汉时期的冶铁业开始上升到冶铸业的主导地位，但带有观赏性的铜器冶铸品仍然作为冶铜业的延续而继续存在，但已经不占冶铸业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