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地区东周时期的铸铜遗址，今发现的有山西侯马和新郑两处，在侯马遗址出土了三万多块陶范，其中1/3刻有花纹，能够配套成对、复原器形的约有百件。从大量的陶范中，可以辨认出器形的有鼎、豆、壶、簋、匜、鉴、舟、敦、匕、匙、铲、、斧、锛、刀、剑、镞、尊、钟、镜、带钩、空首布和车马饰等。反映了这个作坊中曾生产包括礼器、工具、兵器、乐器、货币、车马器和日用装饰品在内的各种器具（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4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1版。）。新郑铸铜作坊遗址主要分布在郑韩故城的东城内，面积10多万平方米，出土有熔铜炉、鼓风管、炼渣和铸造、铲、镰、锛、凿等各种生产工具的陶范，还有少量的青铜器（注：马世之：《郑韩故城》16页，中州书画社1981年3月第1版。）。
    伴随着冶铜业的发展，冶铁术也由其内部产生出来。在洛阳水泥制品厂出土的公元前五世纪的铁锛系用白口铁铸成，含炭20%，具有生铁所特有的莱氏体组织（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3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1版。）。在郑韩故城也发现了铸铁作坊遗址，位于今仓城村北，面积4万平方余米。遗址内发掘出熔铁炉、烘范窑各一座，并出土一批铁器和陶范。熔铁炉的上部已毁，仅存一个直径1.7米的圆形炉底。炉旁有两个风坑，坑内有风道直通炉底，这是用来调节炉温的自然通风设施。烘范的窑顶已坏，底部平面略呈长方形，由窑门、火膛、窑室和烟道几部分组成。出土的陶范和铁器中，主要是生产工具，也有剑、戟、带钩等（注：马世之：《郑韩故城》16页，中州书画社1981年3月第1版。）。在新郑所发现的吴楼和梳妆台两处冶铜遗址，前者以铸造生产工具、兵器和货币为主，后者以铸造铜礼器和车马器为主（注：李京华：《河南冶金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河南考古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郑在春秋战国时期武器的进步，《周礼·考工记上》云：“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此材之美者。”可见郑国的刀在当时是遐迩闻名的。除以上之上，在洛阳以西的新安县石寺乡梨园沟村也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梨园沟冶铁遗址，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地表散存着炼渣块等冶铁遗存（注：《洛阳市志》卷14《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上述诸多考古发现，以实证材料说明了先秦时期河洛地区就有较发达的冶铸业，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山海经》所载矿产特别是铁矿资源的正确性。先民们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冶铸经验，从炉的设计，到陶范的逐步改进，以及燃料的选择都反映了冶铸技术在逐步走向成熟，特别是从冶铜技术中分化出的冶铁业更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使河洛地区的经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秦汉时期的冶铸业
    随着秦汉大一统封建政权的建立，河洛地区作为封建王朝的腹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景况。冶铸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基础产业，无论对于农业，抑或是军事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故而河洛地区的冶铸业呈现出一种高扬发展的势头，徐复《秦会要订补》云：“秦郡国有铁官。”《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言：“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为始皇之时。”以此而论，秦王朝已经在产铁郡县设立铁官。汉代也继承了这一制度，据《汉书》卷28上《地理志》载，汉代设铁官的郡县有45处，设于河洛地区的有7处：弘农郡“有铁官，在黾池。”其下的宜阳“在黾池有铁官也。”二者恐为一处。河东郡安邑、皮氏、平阳、绛等均“有铁官”。故而该志卷下云：“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史记》亦云：“龙门碣石多铜铁，”概为确切之言。河南郡和河内郡的隆虑也设“有铁官”，此外汝水一带还产黄金，汉人伪托《管子》一书中的《国蓄篇》、《山轨篇》、《地数篇》、《揆度篇》皆言“汝汉之金”。《盐铁论·力耕篇》桑弘羊亲口说：“汝汉之金”，可见汝水一带产金当为事实。据《后汉书》志十九《郡国一》所载，该地区原产铁之地河东郡的安邑、平阳、皮氏，河内郡的隆虑（殇帝改为林虑）等西汉设铁官之处，在东汉时仍持续开采、冶炼。而且因为冶铸业而兴起的烧炭业在这一地区也有所发展，《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云：“（窦）少君年四、五岁时，为人所掠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主人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这说明在宜阳有专门为冶炼而设的炼炭作坊，且人数之多，达到百余人。
    上述只是文献所载汉代主要产铁、冶铁地点。建国后在该地区的山西夏县，河南郑州、巩县、临汝、登封、温县、新安等地也相继发现了汉代的冶铁遗址，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如新安境内的北冶冶铁遗址和孤灯冶铁遗址。北冶冶铁遗址位于北冶乡北冶村，面积1000平方米，在村西的滩子沟和村北的马行沟发现有冶铸的坩埚残片和木炭残块等遗物。孤灯冶铁遗址位于石寺镇孤灯村东，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达1米左右。1987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出土有冶铁渣块、铁铲范、铧范和刀等。此外该遗址还出土有带有“弘一”、“弘二”铭文的铁范、陶范等（注：《洛阳市志》卷14《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因发掘范围有限，故详细情况难下最后结论，不过就两处面积之广来分析，当是这一地区重要的冶铁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