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以其“临川四梦”名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戏剧家；又以其新鲜活泼的思想观点及对“至情”的提倡、歌颂，对弊政的积极改革，而成为站在晚明那个时代前列的思想家、封建社会的一个积极改良者。
    过去学术界对汤显祖的研究，多半侧重于其文学（特别是戏曲）成就，许多研究文章又往往夸大了汤氏对“情”的提倡及对“理”的批评，而很少注意汤氏对“理”的肯定及对情理协调的提倡与维护。为此，我们曾在几篇文章中，分别从汤氏哲学伦理思想的内在矛盾，社会改良理想的形成与幻灭，及晚年思想的转变对后“二梦”创作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旨在说明汤显祖并不笼统地反对“理”，只是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道德中过分违反人情的东西。而且他和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封建秩序，只是反对封建暴政、苛政、弊政。他其实主张遂情存理，认为情与理是应该而且可以和合协调、互倚互补的，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法治与教化并举、封建秩序协调而稳定的社会，而情理兼顾、存理遂欲的人性伦理观念正是他的社会改良主张的理论基础。（注：杨忠：《汤显祖心目中的情与理--汤氏“以情抗理”说辨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3期；杨忠、 张贤蓉：《汤显祖晚年思想及“二梦”创作刍议》，《汤显祖研究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杨忠、张贤蓉：《试论汤显祖哲学伦理思想的内在矛盾》，《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杨忠、 张贤蓉：《简论汤显祖的社会改良理想》，《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近年来，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汤显祖在他的政治改良实践中，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并十分重视史书的编纂与文献的搜集整理，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而汤显祖的历史观及史学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情理协调的人性伦理观念及社会改良理想。因此，对这一论题加以研究，可能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和评价汤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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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显祖的历史观同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密切相关，他力图从社会现实出发来探究历史变化规律及个人的历史作用，也注重以史为鉴来评议现实社会，力求寻找改良的药方。因此，汤显祖的历史观同他的社会改良主张实在是相为表里的。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下列两点。
    1.对时代的认识汤显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如何认识的呢？他将封建社会分为“治世”、“中世”、“乱世”三种形态，说：“乱世思才，治世思德。惟中世无所思。然吾辈不能不为世思也。”[1] （《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八《答丁右武》，下引汤氏诗文仅注卷次、篇名）又说：“世实需才，而未必能需才。才与世所以长左，而叹世怜才者相望于今昔也。”[1] （卷四十八《寄林丹山》）可见他认为自己处于“思才”、“需才”的乱世。这种认识当然是逐步形成的。青壮年时期，刚踏上仕途时，他阅历尚浅而又豪气干云，对于治国从政，都抱着简易而乐观的态度。他在37岁时写的一首诗中说：“历落在世事，慷慨赴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1] （卷八《三十七》）自负而又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此前在《答余中宇先生》书中也说：“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观察言色，发药良中。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1] （卷四十四）以“变化天下”的医国手自居，对自己的药方深信不疑。但他此时并无治国的具体方略，对国事的艰难、官场的腐败、人民的疾苦也缺乏具体深切的认识与体验。此后，他仕途坎坷，随着阅历渐深，民瘼渐悉，心气渐平，对社会现实的了解与认识也日渐深刻，对于国事便由乐观转为忧虑。因此他无情地揭露弊政，主张改良吏治，整顿朝纲，选贤用才，打击兼并，发展农桑。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需要“急法而治”的霸才。他曾说：
    “佐王之才常宽，而取伯之才常急。……盖昔桀纣之法胥亡，而亳镐之法常在。伊菜旦奭之辅，固得以从容而铺德义，敖翔而登太平。及其时，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风俗已成，如是而诛之，如是而赏之，俯仰之间，益可以休然而无事矣。幽平之后，先王《雅》《颂》之制，衰废无存。诸侯相攻并，敝者先亡，势不得不急法而治。时则伯才兴焉。齐管仲、楚吴起、秦卫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画一于经略会计之意。而急持之，归于富强其国。……如晋文公之伯晋，子产之存郑，皆是也。[1] （卷三十《滕侯赵仲一实政录序》）”
    将处于乱世而变法的管仲、吴起、商鞅等“富强其国”的历史功绩与处于“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风俗已成”的治世的贤相伊尹、周公等“铺德义”、“登太平”的历史功绩相提并论，正是有感于乱世需要法治，社会改良需要霸才。因此，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认识，正是他呼唤改革并在从政中努力加以实践的认识基础。
    2.对社会治乱的历史变化规律及个人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汤显祖十分注意探究社会治乱的历史变化规律，并提出从“理”、“势”、“情”三方面的交互作用来考察和认识历史变化规律。这方面的论述散见于他的许多文章中，但他于逝世前一年（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写的《沈氏弋说序》，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文虽短，却颇能反映汤氏的主张。我们且看其中的一段：
    今昔异时，行于其时者三：理尔，势尔，情尔。以此乘天下之吉凶，决万物之成毁。作者以效其为，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有理至而势违，势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故虽自古名世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语人者。史氏虽才，常随其通博奇诡之趣，言所欲言，是故记而不论，论而少衷。何也？当其时，三者不获并露而周施，况后时而言，溢此遗彼，固然矣。嗟夫！是非者理也，重轻者势也，爱恶者情也。三者无穷，言亦无穷。[1]（卷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