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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显祖不仅对历史与现实有清醒的认识，而且长于史学，非常重视文献的整理和史书的编纂，且常以良史自负。他的理想当然是能“立言”。他将立言分成三个层次，最理想的是文章能“秉朝家经制彝常之盛”[1]（卷四十九《答李乃始》），参与国家的“馆阁典制著记”[1]（卷四十七《答张梦泽》），即能与于国家史馆编纂工作。但他深知“名第卑远，绝于史氏之观”[1]（卷四十八《答李乃始》）， 作朝廷史官的愿望已不能实现。于是求其次，“不得与于馆阁大记，常欲以子书自见”，以求“成一家之言”。但因“贫病早衰，终不能尔”[1]。 （卷四十七《答张梦泽》）不得已再求其次，“积精焦志”而专注于“韵语”（包括戏曲诗赋）。他虽自谦“词家四种（玉茗堂四梦），里巷儿童之技”，但也深信“大者不传，或传其小者”[1] （卷四十八《答李乃始》），并认为“韵语行，无容兼取”。（《答张梦泽》）在戏曲诗赋的创作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但他并未放弃对著史和文献整理的偏爱与追求。他曾花十年时间校订《册府元龟》，因为《册府元龟》“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所收多历代君臣事迹，经过编者的“甄综贯串，使数千年事无不条理秩然”，“可资览古之助”。[3] （引文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一《册府元龟》提要）正符合他重视史鉴的志趣。他还曾计划为张居正等当代政治家作传，以知人论世，并重修《宋史》。史学方面的成就也是令人钦佩的。但由于他重修的《宋史》并未完稿，且未能刻印流传，故其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往往为其戏曲诗文创作成就所掩。探究一下他对《宋史》的修改主张，正可以与他的历史观相印证。
    汤显祖在《答吕王绳》书中曾说：
    承问，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诚有之。忽一奇僧唾弟曰：严、徐、高、张，陈死人也，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不如因任人间，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复厝意。赵宋事芜不可理。近芟之，《纪》、《传》而止。《志》无可如何也。[1]（卷四十四）
    这封书信透露了汤显祖史书编纂工作的一些消息，表明他曾打算记述明嘉靖、隆庆间史事。但一“奇僧”（当即达观和尚）却认为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都已是“陈死人”了，不必为他们作什么评论，不如留心时事。汤显祖因而辍笔，并改而从事《宋史》的修订工作。到他给吕玉绳写信时，已大致完成了《宋史》改本中的《本纪》、《列传》部分，而诸《志》的改订则尚未动笔。
    《宋史》修于元末，仓促成书，自至正三年（1266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1268年）十月即已告成。卷帙浩繁而疏漏最多，特别是建炎南渡以后的史事，全祖望甚至斥为“荒谬满纸”。于二十四史中向以芜杂著名。因此，自元末始，即有不少学者有志于重修《宋史》。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述，元末周以立及其曾孙周叙（时已至明中叶）相继诠次，均未成书。嘉靖中，廷议更修《宋史》，以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主持其事，然亦未能告成。后来柯维骐编成《宋史新编》，王维俭撰成《宋史记》。早于赵翼近百年的朱彝尊《书柯氏〈宋史新编〉后》曾说：
    宋辽金元四史惟《金史》差善，其余潦草牵率。……先是揭阳王昂撰《宋史补》，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质》。皆略焉不详，至柯氏而体稍备。其后临川汤显祖义仍，祥符王维俭损仲，吉水刘同升孝则，咸有事改修，汤、刘稿未定，损仲《宋史记》沉于汴水，予从吴兴潘氏钞得仅存。……予尝欲据诸书考其是非异同，后定一书。惜乎老矣，未能也。[4]（《曝书亭集》卷四十五）
    据朱、赵二家所述而去其重，元末至清初，曾修订过《宋史》者已有八家。而据钱谦益《跋东都事略》[5]（《有学集》卷四十六）、 全祖望《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6] （《鲒碕亭集》外编卷四十三）等记载，除朱彝尊、赵翼提到的八家之外，至少还有归有光、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曾改修过《宋史》。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汤显祖。
    最早提及汤氏改修《宋史》的是钱谦益，他在《跋东都事略》一文中说：
    《宋史》既成，卷帙繁重。百年以来有志删修者三家：昆山归熙甫，临川汤若士，祥符王损仲也。……若士繙阅《宋史》，朱墨涂乙，如老学究兔园册子。某传宜删，某传宜补，某人宜合，某传某某宜附某传，皆注目录之下，州次部居，厘然可观。
    似曾亲睹汤氏稿本。而记述最详的是全祖望，他说：
    临川《宋史》，手自丹黄涂乙，尚未脱稿。长兴潘侍郎昭度抚赣，得之。延诸名人足成其书。东乡艾千子、晋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预焉。网罗宋代野史至十余簏。其后携归吴兴。[6] （《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