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黄帝氏族的发祥地，除了我们上面列举的陕西渭水说之外，目前尚有中原新郑说（谓黄帝出生在河南中部的新郑）、古寿丘（即今山东曲阜）说和古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境）说几种。第一种说法我们已经分析了它的晚起的性质。中原说和寿丘说实际上比第一种说法产生更晚。比较可信的，还应当是黄帝族发祥于古涿鹿一带的。
    众所周知，“黄帝邑于涿鹿之阿”的说法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在这篇专记古帝王生平的传记中，太史公一则曰“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再则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正义》曰：“涿鹿，山名。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于山下平地”。作为我国史家的不祧之祖，司马迁治史的严肃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在做出这番叙述之前，还曾特地到涿鹿地方考察过。对于文献记载及长老杂说，他皆经过了自己“好学深思”的过滤，最终“采其言尤雅者”而著为黄帝生平的传记。应当说，司马迁的态度是谨慎的。
    但是我们的前人往往习惯于华夏族自古以来即居于中土的思维模式，他们想象作为华夏族的祖先，并且以“土德”王的黄帝也一定居住在中原或其它文明发祥充分之地。他们不理解为什么黄帝要在涿鹿那片塞外苦寒之地建立自己的都邑，因而他们宁肯相信黄帝居于渭水流域，或居于中原新郑，或生于曲阜鲁地的传说，而对太史公的记载抱将信将疑的态度。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证实了黄帝后裔多属于戎狄，黄帝本身乃众狄之祖的说法，这一问题似乎已将近得到解决。因为戎狄自古以来即被人视为塞外的当然的居民。但为了使问题得到更加完满的解答，我们愿意继续与大家一起探索当年司马迁之所以认黄帝邑于涿鹿之阿的理由。
    我们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大约应是有关周初封黄帝之后于蓟的历史记载。按周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始见于《礼记·乐记》，然而《史记·周本纪》却说是“封黄帝之后于祝，封帝尧之后于蓟”，似乎《乐记》的记载有问题。但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却又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是仍当以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说法不误。诸书记载黄帝的后人直到周初仍居住在蓟这个地方。蓟的所在，位于今北京市的西部。其西面即今京西的西山山地，山中有古水（即今永定河，其上游称桑干河）流出，经蓟城南流过。在山之西北面，即古涿鹿城，桑干河亦从城南流过。今北京西北面的官厅水库，原亦是古涿鹿人生息繁衍的场所。不难想象，居住在涿鹿一带的黄帝后裔的一支，不知何年何月顺桑干河流而下，越过西山山口，来到山东南麓的蓟城住下，因而在周初有幸成为受周武王分封的诸侯。
    说黄帝及其后裔在这一带生活，还可以找到不少旁证。上文提到，居住在雷水和雷首山附近的黄帝后裔犬戎氏的一支，便在这一带居住。据《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的路线是从成周（称宗周）出发，自南往北，先要经过漳水、钘山（今河北井陉一带）， 再“北循滹沱之阳”，才到达犬戎所居住的雷水地区。滹沱河原出今晋东北，东出太行后，流入今冀中石家庄地区。顺着滹沱河上游往北行走到达的雷水，无疑便是发源于晋北而后又东流至冀西北境内的桑干河，故雷水应即水，雷首山即今晋北雁门关附近的累头山。有关地理考证，过去唐兰先生及顾实的《穆天子传讲疏》已分析得明明白白，勿庸多虑。
    我们还注意到，前人盛称的黄帝“正妃”嫘祖，应当也出身在这一带。她的名字显然便因水而起。实际上，这位嫘祖的真名应叫方雷氏。《国语·晋语》：“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汉书·古今人表》：“方雷氏，黄帝妃，生玄嚣，是为青阳”。可见为黄帝生下嫡系长子青阳的方雷氏便是黄帝的正妃嫘祖。 方雷氏的得名应当很早。 西周初期的铜器《师旂鼎》铭曰：“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弘以告于伯懋父”。可见《国语》关于方雷氏的传说并非向壁虚造。方雷氏的所在，又可与同时期的《吕壶》铭文加以比较。其铭曰：“唯三月，伯懋父北征，唯还。”两器铭文内容皆涉及征伐，时间皆在三月，并皆有伯懋父（即卫康叔子康伯髦）主持其事，显然所叙述是一次征伐。由是可知方雷氏在伯懋父北征的方向。伯懋父为卫国封君兼王朝卿士，则处在其国北方的方雷氏自应在今河北省境内。唐兰先生考证此方雷氏即《穆天子传》“东至于房”的房，在今河北省中部的高邑县境内〔5〕。此说虽未必，但大致方位是不错的。 其地与冀西北的涿鹿县境相去不远。或者方雷氏至周初已稍稍沿太行山麓南移，但仍在距其故地不远处栖息。
    穆天子（即周穆王）所到过的房国，文献记载它正属黄帝十二姓之一的祁姓。《国语·周语》说“昭王娶于房，曰房后”。《通志·氏族略》、《唐书·宰相世系表》等皆以房为祁姓。如将以上线索联系起来看，则“黄帝妃”方雷氏所在的姓族亦正属于祁姓。此亦证明有关黄帝与方雷氏的故事并非虚拟。此外，《大戴礼记·帝系》还提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汦水”。此书中嫘祖所生的青阳居于汦水。汦水所在，亦在河北中部高邑附近，此由近年元氏县发现的周初铜器臣谏簋可证。
    今河北北部乃至中部一带，是上古时期北方民族和中原民族往来交融的地区。考古文化，包括分布在这一带的上至龙山时期，下至与中原夏商时期相对应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许多遗迹，皆可提供这方面的事实根据。黄帝所处的时代，一般认为应在龙山文化时期，其时冀西北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往往含有大量的细石器遗存，说明这一地区应属半农半牧式的经济类型。这正与传说中黄帝氏族的戎狄身份相对应。其后，燕山南北地区整个纳入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范畴，其文化类型仍旧继承了前一时期的半农半牧性质。从各地出土的陶器制作水平看，甚至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还有所下降。不少遗址都发现了北方系统的青铜器和相关器物，如铜镞、铜刀、铜耳环和铜指环之类，它们都应是游牧民族文化遗存。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化遗存一直南渐到河北中部保定地区，而与此地的先商文化交错并存〔6〕。这种现象， 是否与黄帝氏族后裔的南移具有某种相应的联系呢？
    过去谈黄帝发源于渭水流域的学者，多主张黄帝氏族的后裔自渭水东移，过晋陕间的黄河，入晋，再经由太行山各处山口东出至华北大平原，一直到今燕山山脉的南麓。而今经我们的考证，黄帝氏族的迁徙路线倒是与此正相反，它由冀西北这块发祥地南移，或向南，沿太行山麓，入于今河北省中南部地区；或由桑干河上游向西南方向，越过管涔山，而达于秦晋高原，再由秦晋间的黄河及北洛水、泾水诸水系而最终达于渭水流域。想必人们还记得司马迁《史记》记载黄帝的坟墓在陕西境内的桥山之上，此桥山，今人皆认为在今陕北的黄陵县，实则在汉阳周县境，即今子长县境内，比黄陵县更北偏东数百里。过去人们不明白生长在渭水流域的黄帝为何要将自己的坟墓留在陕北的荒原上，而今看来，这陕北高原正是黄帝氏族由北而南迁徙的一个中转地。当年黄帝氏族曾经长期居住在这一地区，因而留下自己的遗址。如此理解问题，岂不是对所有有关黄帝的传说都顺利地得到清理了吗？
    注释：
    〔1〕杨希枚《国语黄帝二十五子得姓传说的分析》，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本下册。
    〔2〕张长寿、 梁星彭《关于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9年1期。
    〔3〕徐中舒《先秦史论稿》页115～117，巴蜀书社，1992年。
    〔4〕《中国古代的氏族与部落》， 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页13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5〕《周昭王时期的青铜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页41。
    〔6〕参阅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与研究》， 载《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