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世纪之交的伟大思想家，在20年代其主张以思想上的尽性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为特征，这个三元结构决定了他在中国的现实选择上实行渐进的社会主义立场。在尚未掌握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理论；而后来由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虽然从根本上否定了梁氏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路线，但也确实吸取了他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为敌、另一方面为友”的合理思想。历史证明：梁启超在2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承担了“当被时所否定、被历史常记起”的双重角色；正确评价梁启超是正确开辟未来的需要。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我国思想界在继“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之后，又开展了“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由梁启超任主编的《改造》杂志1921年2月号特辟的“社会主义研究”专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栏中，发表了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等人的长文章，宣传基尔特式的社会主义，而梁启超写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集中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运动极端矛盾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方面为本主义之敌，一方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的利害与之相缘。”所以始终未能拿定主意。“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有祈响，然终未敢自信也。”①辩论的另一方是一批热血沸腾的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陈独秀、李达、陈望道、蔡和森等。而与“学富五车”的梁启超直接对阵者是李达，他在同年4月8日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直批梁任公“误解了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误解了社会主义运动”。李达说：“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虽然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凡是对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字，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所以借着这篇文字作一个X光线，窥察梁任公自身和梁任公所代表的智识阶级中一部分人总括的心理状态。”②在李达看来，第一，梁本人不仅是一位反社会主义者，而且是发动反社会主义争论的主帅人物；第二，他的言论貌似公允，其实是最具有迷惑人心的作用；第三，这不是梁本人的问题，而是当时中国智识界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所以，以梁的言论为批判对象对于澄清人们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即梁也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从二十年代到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出现了两次伟大的转变：从早期的一次革命论到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次转变确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革命的朋友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第二次从以革命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继续革命论”到以改革开放的方针（包括借助资本主义的成果）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比七十多年前科学得多了，但人们对于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在那场争论中所担负的历史角色的认识似乎还未来得及重估。梁启超是不是一位反社会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不是一位资本主义制度的鼓吹者？在他反对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背后有无正确的成分？既然中国当时不适宜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梁启超在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为什么又是错误的？对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以现代视角作出新的探讨。
    一、辩论前的梁启超：“三元结构”下的“社会主义者”
    要谈到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一个可能就要提到梁启超。他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所写的《南海康先生传》中就说过：“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由之语。”看来任公在此时虽然提到了社会主义，但他对近代社会主义学说并无多少了解。他甚至还说：“遂说（指康有为的）理想之国家，实无国家也；理想之家族，实无家族也。无国家无家族则奈何？以国家家族尽纳于社会而已，故曰社会主义哲学也。”③然而，梁启超毕竟是一位“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地尽量输入”的人，对于在欧洲北美大陆已经成为一股巨大势力和在日本隐然蕴风的社会主义思潮他不能不加研究，所以在1902年10月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他特别引述了颉德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④1903年他赴美洲大陆访问，与美洲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接触。据1904年所发表的《新大陆游记》中说：“余在美洲，社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其来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入手。”“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是另人起敬，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矣。其麦克士（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作，崇拜之，信奉之，如耶苏教人信新旧约然。其汲汲谋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士相类。”特别是《纽约社会主义论坛》（马克思恩格斯曾在该刊发表过不少著作）总撰述哈利逊氏，向梁启超全面介绍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梁从他那儿得知：“现在全地球社会党之投票权，合各国计之，已共九百万余，而近一二年来，其党员以几何级数增加，不及十年，将成为全地球第一势力。”梁虽认为此言“不无太过，然其盛大之情况，固在计意之中。”⑤在那次会见中，哈氏送梁“其党之主义纲领等小册子及丛报凡数十册”。从后来梁氏著作看，这一次北美大陆的访问，对于他有关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
    第一，他对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和产生的根源作出了近乎科学的分析。这表现在他于1903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该文的第二节分析了托辣斯和社会主义同产生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极度发展。他说：
    自由竞争之过度，其病国病群也。……自机器大兴，生产力骤增，而消费力岁进之速率，不足于应之。于是生产过羡，物价下落，不知所届。小资本家纷纷倒闭，而大资本家亦綦惫矣。然其弊固不徒资本家而已，即劳力者亦随之殃及。何以故？以竞争之故，势不能不廉其价以网顾客，然欲以价而购原料品，势固有所不可也，则不得不减劳力者之庸率而延长其操作之时刻，或用妇女儿童，使为过度之勤动。彼非必好为若是，而为达竞争之目的，迫之不尔尔也。加以小资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闭，弱肉强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坏，劳力者往往忽失糊口之路，势亦不得不乞怜于彼之能堪剧争之大资本家，故以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庸率任意克减，而劳力者病；物品复趋粗恶，而消费者病；原料任其独占，而生产者亦病。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于斯时也，及举天下倦自由，而复讴歌干涉，故于学理上产出所谓社会主义者，于事实上产出托辣斯者。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托辣斯者，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