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认定社会主义问题已经“国际化”了，在中国，其生计组织将来肯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断言：二十世纪的中国，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好实验场。近代的梁启超与古代的先贤不同，他从来不是一位就中国论“天下”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由“天下”论中国的思想家。对于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他总是从世界发展的大势来探讨。在《国际劳工规约评论》中，他论述了社会主义问题“国际化”的过程：近代社会主义首先发生在工业革命最早的英国，后来，“一方面，资本相互挹注，出品互相竞争，于是资本变成‘国际化’，一方面，劳工到处迁徙，彼此联络，互相通气，更有许多头脑冷静的学者和心肠极热的慈善家，都抱着抑强扶弱的精神，替他们奔走指导，于是劳工运动也变成‘国际化’。”（18）由于全中国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剥削的无产阶级，特别由于随着实业的发展中国也会产生出资产阶级，所以社会主义问题也将在中国发生。这一思想，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初）已经反映出来：“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大哲，其理论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此问题为全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头脑，皆为此恼。吾敢断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19）在稍后（即1922年来东南大学讲述《先秦政治思想史》时）也作过明明白白的说明。在那篇著作中，他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指如何在中国实验社会主义新学说的问题）实有最大的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20）
    由是说来，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在生计社会上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已经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了。然而如果要以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上来评价梁启超，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有很大的片面性。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以解决人民的生计而是以“人类的解放”为出发点的，所谓“人类的解放”最根本的就是个人的自由发展，即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而要达这一步，首先要用政治革命的手段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经济上得到解放。这就是说，经济上的解放只不过是达到人格健全发展的目的最初阶段而已。（21）而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的深层意义并不甚了解，所以误把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项任务当作根本目的来认识，这样他就用尽性主义、民主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这种认识当然是不科学的。当然，公正地说，这种错误是有历史原因的：既然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课题是通过政治运动实现劳工者的经济解放，那么对于一个东方思想家来说，很容易把过程中的主体当作这一学说的本质。梁启超考察了这一过程，就带上了这一过程的局限；不过他的认识也无疑包含着大量的科学的成分：社会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极度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是劳工阶级为自己而建立起来的自由平等的、合乎人道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是靠种种社会运动的手段从资本家手中夺回来而建立的经济制度，中国将来在经济制度上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古代平等观念、仁爱观念的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内容在1920年以前的梁启超的心里已深深地扎下根了。因而，此时的梁启超，与其说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不如说他更像一位渐进论的“社会主义”者。
    二、辩论中的梁启超：以资产阶级同时为敌、为友的渐进的“社会主义者”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在1920年的辩论中起特殊的作用。它对“共学社”的一般人来说，无疑是一面旗帜；而对于梁启超本人，则把他一贯的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主张集中化和系统化了。他的基本思想是：中国现时不宜搞直接的社会主义运动；理由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而在西方资本竞相向中国入侵的情况下，“今日之中国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而运动，若专注于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毫无意义。”（22）引号中的话，是梁启超最核心的思想。
    在20年代中国可否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问题十分明白。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确定了领导地位后，特别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形成和确立之后，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都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朋友。1920年，当时的中国年青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这一认识，所以，当梁启超等人在奖励民族工商业（即梁说的“实业”）的范围内来进行社会主义之运动时，就认为他是反对社会主义和主张资本主义。李达是这样看：“‘欲行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必须先以国内有许多现代之生产机关为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以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社会主义既不可行，则为改革中国计，当然则不能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而且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做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此一段是梁任公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立言。”（23）陈独秀也有类似的思想：“救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的实业，未免太无谋了。”（24）其他一些人，如江春、力子、望道当时都是这种认识。（25）最近，我看到港台学者的书，他们至今也持有这种看法（见本文后注（39））。暂时撇开梁启超反对用革命的手段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的错误主张不谈，而仅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言，其认识是要高出当时年青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梁启超从来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好”制度，资本家都是一些慈善家。他在《中国公学演说》中说：“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然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26）他预言，如果不注意一开始就协调劳资关系，势必要发生社会革命。革命是要流血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为了避免大规模地流血和牺牲，以及为了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乱，平时就要在发展实业时注意协调劳资关系。所以，在该文中他这样提出问题：从现实上看，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途中必须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面为本主义之敌，一面又为本主义之友。”（27）对社会主义来说，何者是敌而又是友呢？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能够找到直接的、几乎完全相同的语句。在《流亡者文献》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灭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于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