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1980年秋，陕西周原考古队在清理召陈西周宫室建筑遗址时，无意中发现了两件蚌雕人头像。尹盛平为之撰文，并论证这人头像“其种族当是塞种”〔1〕。他对这人头像的描述如次：
    头像高2.9厘米，右侧残缺，是男子头像， 戴尖角状护耳翼的帽子。帽子顶部被锯割掉。由于帽子有尖角状护耳翼，而且越向上越细，帽子上刻着距离均等的竖细线条，间距上窄下宽，推断是一种毛织的尖顶硬高帽。头顶下颌部以下亦被锯割断，形成横截平面，中间钻一小孔，孔径0.6厘米。圆孔内残留一截骨笄杆……另一件蚌雕人头像， 大体相似，雕像头顶横截面有一个（巫）字。尹盛平对于这两件蚌雕人头像的发现显然是很重视的，他推断“其种族当是塞种”也是正确的，但是他排斥允姓之戎为塞种，即波斯文之Saka，亦即希腊文之Scythia（斯基泰）。 我近来有幸读到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一书，它给允姓之戎即为塞种提供了强有力的史料根据：
    《汉书·西域传》所见塞人，应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贝希斯登铭文所见Saka人。他又说迟至前六世纪二十年代末，伊犁河楚河流域的Asii等部向西扩张至锡尔河。逐去原居该河右岸的Massagetae人，以后他们被波斯人称为Saka。接着他在正文中又说：
    据希罗多德《历史》，属于Scythia人的Sacae（Saka）人戴着一种高帽子， 帽子又直又硬，
    头顶的地方是尖的……
    这种人虽是Amyrgian Scythia人，却被称作Sacae人，可见所谓崇拜hauma的Saka族和戴尖帽的Saka族其实只是一种。〔2〕据余太山的研究，则《汉书·西域传》允姓之戎即塞种可谓确凿无疑了。他的书中无图，而在封面有戴尖帽的图像，与周原出土的蚌雕人头像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周原蚌雕人头像被锯去帽尖的一段。《汉书·乌孙传》颜师古注：“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乌孙为塞种，《汉书》说得很清楚。其实大宛、大夏、大小月氏也都混有塞种。颜师古注中所描写的塞种人面貌与周原的蚌雕人头像对照，几乎是同一照片〔3〕。
    允姓之戎既是塞种，其实也即（猃）狁是塞种。因为我国古人对于少数民族往往取其译音之一字或二字作为部落之姓，允姓之戎无疑以狁之狁为它的姓（狁自己未必有姓）。犹如殷商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鬼方（包括土方、箓方等），我国古人以它们为鬼姓（又作隗、隤、怀等字）一样。狁（以下本文均作严允）与鬼方不是同种同族。殷代鬼方就其活动方向，来自西伯利亚，进入我国北方，向东发展至我国东北，与东夷相混合，向西发展至山西、陕西而未有至西域者。殷末周初鬼方衰微，而从西向东发展之塞种严允崛兴，于是原来归附于鬼方的部落逐渐归附于严允，所以通周一代是严允与周战争和来往的历史，不是鬼方与周战争和来往的历史。
    《汉书》和《史记》对于西域的记载，虽然要晚于殷周达1000余年，但是它们对西、北游牧民族的记载是可信据的。汉代以后，由于张骞通使西域，来往商人、僧侣日益增多。梁时《廣宏明集》卷七荀济《论佛骨表》引《汉书·西域传》云：“塞种本允姓之戎。”今《汉书》无此句，当为后世脱落所致。《论佛骨表》接着说：“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所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则塞种原居伊犁楚河，而殷周之际已经逐渐向敦煌酒泉一带迁徒，以至甘肃、陕西，逼近河套、泾水、渭水流域。原来在这一带居住的活动的羌人以及其他土著民族便被迫屈服于它，并且随着迁徒，甚至与周人作战。通周一代，严允与周人的战争连绵不断，几乎与西周的兴亡相终始。现在我们如果知道严允即塞种，则西周史将会呈现一崭新的面貌，而且对中亚与民族迁徙、文化之交流亦提供一新的史料。
    二、塞族的东来，周羌的分化与战争
    上古时代以来，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人口的繁殖，战争的掠夺劫略，因此促使各部落民族不断分化和迁徙。这种迁徙往往是整个部落或整个民族武装的战争掠夺。
    据西方气象学者的研究，大约公元前17、16世纪到前12、11世纪是西欧大陆许多民族的大移动时期。以畜牧为生的游牧人口的增加，促成了他们的大迁徒。大体说来，中亚牧人扩散的第一阶段始于公元前2000年，第二阶段在公元前1000多年，游牧人扩散到天山、阿尔泰山及萨彦岭一带，甚至到外贝加尔地区。第三阶段是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 匈奴及其族类在草原上扩散。许倬云据此认为：与周人兴起有关的一般扩散， 自然是这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 甚至可以更狭窄地定为西元前1500年到1200年间的草原牧群大扩散，使商周的北面与西北都承受了源自中亚的间接压力。这是草原温暖，人口繁殖时期〔4〕。
    但是西周中期以后，经历宣、幽、平150余年， 我国西北地区突然又由温暖变为燥热干旱，草木枯萎，连续发生饥馑，土地龟裂，三川河床急剧下降。星占家、巫史等都认为是由于阴阳两气不调，是周将灭亡的征象。《诗·雨无正》说：“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可见其严重景况之一斑。原来居住在伊犁楚河的塞种大概正是这一时期由西向东侵入的。他们到达敦煌、酒泉以后，继续迁徙到青藏、甘肃、河套以南。铁骑四出，奔突掠夺，当地的土著部落被迫屈服，如羌人自称“四岳”之后，“世居敦煌”，塞种侵入以后他们与塞种形成杂居状态〔5〕。后来他们更向东侵入陕西北部，史称“犬戎”， 亦称昆夷。《采薇》诗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严允之难”，昆夷即犬戎（一作畎戎），它与严允为同种同族，分做西、北两路侵入周境，形势危急。故诗反复说：“靡室靡家，严允之故；不遑启处，严允之故”，“岂不日戒，严允孔棘。……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据此，可见文王之时严允、犬戎（昆夷）的祸患已经很严重了。于是穆王时有西征犬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