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矢国与国
    古代宝鸡地区，西北到平凉、固原、庆阳、长武（即所谓豳）等地，东到泾水、洛水及黄河沿岸，西到青藏、甘肃河西走廊，与西域相接，南到江汉流域，有土著姜人、夏殷的遗民以及秦楚等人民。自塞种东侵进入泾洛渭水以后，严允、昆夷（犬戎）也就络绎进入宝鸡地区，因此宝鸡成为多民族的杂居区域和多种文化的交流中心。
    由考古发掘器物证明，斗鸡台出土的陶器与甘肃洮湟发源的齐家文化、辛店寺洼文化与先周文化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1974-1981年宝鸡博物馆在渭水以南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地发掘，由墓葬出土的器物（陶器、铜器兵器）可以证明它是一个叫作国的墓地，姜姓。更正确地说，它应当是姜戎氏，一方面接受了周文化，另方面还保存着浓厚的羌戎文化。《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
    晋将执戎子驹支，（晋）范宣子亲诉诸朝，曰：“姜戎氏，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汝剖分而食之……”（戎子驹支）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剪除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据此可知，这姜戎氏原是羌族，而且他们原来就居住在瓜州即敦煌、酒泉一带。因为塞种分支东侵之后，他们被迫和塞种杂居以至同化融合，因此被称为姜戎氏。西周末年，他们大概已与秦人杂居。秦收复周的失地（岐丰）之后，他们又随周室东迁，居住于秦晋之间。那里原是一片荒野，“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而经过他们辛勤的劳动，披草莱、斩荆棘之后，已成为可以耕植的农田了。但是秦人继续追逐他们。晋人不但不帮助他们，反而执戎子驹支，因此戎子驹支对范宣子诉讼于朝。
    宝鸡的国与其渭水对岸的国，为过去文献所未载。国的文物虽早出土，但是它的墓葬遗址和国的墓葬遗址直到解放以后才被发现。国之为姜姓，已由其出土文物可以证明，而国因与国通婚，故考古工作者疑为姬姓，这却不一定正确。因为器铭文中自称为王，而西周时期同姓诸侯从来没有自称为王的。疑王也是戎王，而因地处僻远，人数又少，一直保留到秦崛起之时，最后才为秦所灭亡。
    由矢、二国的存在和历史文物，可以进一步证明西周春秋时期宝鸡地区实为南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的中心。
    由国墓地发掘的器物看来，他们的陶器马鞍形双耳罐是安国类型陶器中最富特征的器类之一。考古学家一致认为安国类型是羌族的器物，国墓地有安国类型的器物，则国属于羌族文化无疑。但是国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因此它又接受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如癸形的戈、柳叶形的短剑，在国墓地出土特多。后来这种兵器国沿汉水流域传入四川西南，成为巴蜀文化的特征之一。
    国墓中出土女相铜人和銎形人头钺的发型都作椎髻，额前头发隆起，横插铜笄，然后用丝绳将三叉形铜发饰固定在隆髻上，脑后编成发辫垂下。男女发型大同小异。三叉形铜发饰应象征盘屈向上的鹿角或羊角。茹家庄出土的铜軏饰背部爬伏一小孩，断发披后，裸体，仅着短裤，腰部系宽单，有相背回首鹿纹，两臂及两腿处有条带纹。考古工作者根据椎髻发形象征鹿角或羊角及鹿纹的装饰，推测他们应是羌人，或是戎人。其实两者都是可能的。因为宝鸡地区正是羌戎杂居的地区，所以既有羌人文化，也有戎人文化。
    不但这样，国既是姜姓，姜姓由羌人分化出来，与姬周有特殊的婚姻关系，因此它接受姬周文化的因素必然不少，如墓葬形式、宗法制度等。但是它与西戎杂居已久，并且受其奴役，甚至共同对姬周作战，因此他们与姜戎氏一样，无论饮食、衣服，以至言语，都渐渐“不与华同”了。
    矢国在渭水北岸，今甘肃陇县汧水一带，与国只隔一条渭水，南北相望。它们既互相通婚，也互相战争，总的说来，保持和平相处的时间为多。西周初期，矢国较强，曾经自称为王，并且侵入渭水以南国境内，中期以后，国也许得到周的扶持，因此日益强大起来。
    六、晋宁石寨山文化与斯基泰文化
    大约10余年前，我曾经读到《民族研究译丛》第1 辑所载日本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中国西南地区所见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一文〔9〕，它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因为我虽然早已知道允姓之戎即塞种之说，但苦无证明。该文作者因为发现晋宁石寨山的墓群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镂刻的（雕空的）虎狼猛兽抢食牛羊鹿及虎狼互相搏斗的图像，而这种图像普遍出现于南西伯利亚俄国境内的斯基泰人，因此断定我国晋宁石寨山文化（即“滇文化”）与中亚的斯基泰文化有来往交流的关系。白鸟芳郎引用海内·格尔登教授（维也纳大学知名的人类学家）的话：“在世界各地，人类所创建的古代诸文明绝不是孤立的，也绝不是互相没有关系的，更不是到了文明开放的时代它们之间才开始进行接触。我们已经知道许多先史时代的移动（Movement）就曾对高度文明起过很大的作用。”正因如此，海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对于我国云南晋宁石寨山文化的发现表示了极大的震惊和兴趣。在白鸟芳郎的原文中必定附有石寨山出土的雕空的动物图像和斯基泰的动物图像，因印刷不便，译者不得不把它删去。我于1982年和1984年到过昆明，并到西双版纳等地参观考察。在云南博物馆参观时虽然仔细看过石寨山及滇西等地的青铜器物，但是偏偏未注意到如白鸟芳郎所讲的镂空动物图像，这实在是一大憾事。不得已，只好引用朱桂昌的译文如次：
    例如在铜貯贝器盖上设计的图像中有战争场面人物，还有四牛骑士盖虎耳细腰铜貯贝器，上面所见的乘马骑士战斗图像，还有由虎等动物装饰的图像，还有骑士猎猪缕花铜饰物显示出北方亚细亚游牧民族的生活形态。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豹狼争鹿镂花铜饰物、虎牛搏斗镂花铜饰物、三兽噬牛镂花铜饰物、三虎背牛镂花铜饰物、一虎捕鹿镂花铜饰物、一虎背牛镂花铜饰物等等。在这些饰物上，可以看到野兽和家畜格斗的图像，或虎袭击鹿和牛的图像、或豹狼鹿三者混在一起的图像。这些图像都是由所谓咬啮兽代表的动物形制的体现，显然可以认为这一点和斯基特、西伯利亚文化相类似，而斯基特、西伯利亚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以表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设计构思和纹饰形态为特征的。另外，在石寨山遗物中，还有铜戈、铜斧、铜钺、鲷啄等等，在这些武器上也同样有这种动物形制的装饰纹样，因此在石寨山出土遗物中，确乎存在着可以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相对比的东西，其中辔饰和节约、铜铃、铜马衔、铜泡钉、铜圆泡、铜小衔镰（这类小铜器已见于光社文化文物--引者）等马具之类最为具体地显示了和北方骑马民族在文化上的关系。动物互相扭结格斗的图像和狼食鹿的图像等动物纹饰就是具有斯基泰系艺术特征的动物形制的象征。我相信白鸟芳郎的叙述是客观的，可信据的。不过石寨山以滇王为首的墓群已属于两汉时期，距拙文所讲的西周时期塞种严允文化达一千数百年。两汉时期我国西北和西南都与中亚斯基泰人以及其他民族发生经济文化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倘使白鸟芳郎注意到允姓之戎即塞种的话，我想他的论文可以少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不必由乌蛮到昆明蛮（彝族的么些蛮）到滇王（南诏），再到石寨文化的承担者--羌人，来论述对中亚文化的传播和媒介作用，而可以直接由羌人所建的国和戎人国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