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被当时所摒弃、被历史常记起的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者和鼓吹者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评价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中所担当的角色也应该持有这种态度。古老的中华帝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入侵下，虽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均未能立于世界之林，在一战中中国明明是个战胜国，但由于南北军阀混战和中国经济的极端落后，国际上并不把中国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来看待。内忧外患困扰着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给中国人以新的眼界，社会主义运动成了包括孙中山、梁启超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关注的目标。
    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人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且不论，而就梁启超等与中国青年一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由于文化和个人出身、经历不同，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梁启超作为世纪之交思想敏锐的思想家，他是中国最早接触和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同时作为一个满腔爱国主义热血的人，在考察了一战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之后，也是一位认定中国将来必行社会主义之路的政治家。在中国的生计社会中实行社会主义也是他的美好之梦。不过，他信奉的是进化论而不是马克思的革命论，深入他骨髓的是儒家伦理和内圣外王的精神，所以他的社会主义不仅要靠发展实业来完成，而且要靠思想革命来实现。而当他的同伴们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表达其主张时，他却从来没有使用这个概念来表述自己的主张。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尔特主义、儒家学说的混合体，除了要救中国、要使中国强盛、人民自由平等幸福的宗旨不变之外，就其学说本身，却没有一个体系。正因为如此，他受到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严肃的批评是必然的。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港台学者和国际上的学者，进行了革命、改良孰优的讨论。（39）对此问题我觉得不可泛言。从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起直到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以革命的手段推行社会主义的主张是一个国际性的潮流；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是这样，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如此，这与现代的风潮正相反。在六十年代之前，以改良的道路推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虽不绝音，但毕竟没有成功的例子。当时年青的革命者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他们批评梁启超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并没有达到科学的认识，他们还未掌握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们主张走俄国人的路，但对于这条道路的实质并未完全把握，急于要走革资产阶级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认识不仅批不倒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同时造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三次左倾路线，中国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后，忙于在大城市里搞工人运动，如果没有朱德、毛泽东、方志敏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抛弃了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路线，但他坚持的毕竟是一条革命的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既从根本上否定了梁启超的改良路线，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梁启超的许多主张具有合理性：就中国当时的革命性质来说，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象而革命的朋友；在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上只能在“奖励生产”的前提下协调劳资关系，而不能在不讲发展生产的前提下一味地追求分配的平等。新民主主义论的实质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结当然意味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灭绝，但在其初始阶段上又不能不借助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力量。这种力量会给劳动者带来种种苦难，但劳动者在这种苦难的煎熬中获得埋葬这种非人道的制度的武器。在当时的中国，让革命服从改良，死路一条；让革命脱离改良也是死路一条；唯使改良服从革命，才是光明之路。这决定了：现实的运动不能不抛弃“尽性主义”的梁启超，而历史发展的过程又不能不常常记起这位悲剧性的人物。这就是梁启超在那场争论中所担当的角色。
    注释：
    ①（27）（29）（3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之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以下版次略），第1页。
    ②（23）《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出版。
    ③《文集》之六，第72页。
    ④《文集》之十二，第86页。
    ⑤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以下简称《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以下版次从略），第42-43页。
    ⑥《文集》之十四，第35-36页。
    ⑦（32）《文集》之十五，第30页，第34-41页。
    ⑧《文集》之十九，第103页。
    ⑨《文集》之二十，第1页。
    ⑩（18）《专集》之二十三，第15页，第151-152页，第154页，第8页，第52页，第21-22页，第15页。
    （17）（26）（38）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3页，第902-903页，第903页。
    （19）（20）《专集》之五十，第5页。
    （21）对此问题，马克思有多处论述，如《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以及后来的人类学笔记等。
    （22）《文集》之二十二，第3页。
    （24）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出版。
    （25）参见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出版。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6页。
    （30）《文集》之九，第43-44页。
    （31）《专集》之二，第25页。
    （36）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5-628页。
    （37）《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出版。
    （39）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