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李达等人把梁启超主张在一定阶段上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思想说成反对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有失公允的；更何况梁启超本人也不主张用纯粹的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在这篇文章中梁主张采取三种方针：
    一，对于资本家采取矫正态度，先在劳资协调的状态下徐图健实的发展；
    二，极力提倡协社，使全国生产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
    三，谋图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战之准备。（29）
    此时的梁启超不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敌的资产阶级学者，而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同时为敌、为友的渐进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其错误只是在于：从理论上说，他未能达到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理论高度而仅仅在进化论的圈子中徘徊；从实践上说，他对中国社会以及“国民性”的认识有失偏颇。
    先从理论上说。梁启超是一个进化论的革命论者而不是阶级论、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论的革命论者。梁启超一生多变，但从理论方法上说，他却始终是一个进化论的革命论者。1902年，那是他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写过《进化论革命者颉德》和《释革》等文章。在《释革》中，他从进化谈革命，认为革命有渐进的“改革”和突变的“变革”两义：“其事物本善，而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则用“改革”；而“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蕴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不足以致其理”，则用“变革”。（30）而在《自由书·破坏主义》一节中，他更是鼓吹激进的革命论：“凡人之情，莫不恋旧；而此恋旧之性质，实阻淤进步之一大根源也；当进步之动力既发动之时，则此性质不能遏之，虽稍参用，足以调和而不致暴乱，盖亦未尝无小补焉。至其未发动之时，则此性质者，可以堵其原阁其机，而使经之数十年数百年不能进一步，盖其可畏可恨至于如此也。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丧其根据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一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其庶乎其可也。”（31）如此说来，他对于革命的意义还是非常清楚的。但进化论对他的影响太深，他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时，只“发现”有私人之革命而无团体之革命，有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革命而无中等社会之革命，一句话有野蛮之革命而无文明之革命（32），所以在理论上他总是幻想一种“文明”革命形式，--这种文明革命的形式就他心中的目标来说，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即以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革。所以在实践上看，他偏重的是“改革”而不是“变革”，是量的积累而不是质的飞跃，因而关键的时刻他便同革命派划清了界限：辛亥革命前是这样，后来的国民革命时也是这样。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由于中国的国民性太落后，中国现在连进行“光荣革命”的资格也没有，这表现在他的《欧游心影录》中。在该书中，他既批评了“革命”，也对自己过去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作了倒退性的“自我批评”，而仅主张“思想”的“改良”，鼓吹用“尽性主义”来实现其政治主张。他说：以前有两派爱国者，各走了一条错路，革命者和改良者都没有发动国民，都没有提高国民的觉悟，使运动与国民无干，结果被旧军阀旧官僚人利用了，现在看，要实现中国的改革，必须在广大国民中提高其“国民意识”，而“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于发展个性。尽性主义是“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将自己的天才尽量发挥，不可带一分矫柔，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33）说过去没能发动国民、动员国民，从而导致以往革命和改良运动的失败是对的，但从“思想”的改良进化到“经济”的改良，再从“经济”的改良进化到“整个社会”的改良，这条思路致使梁启超想用改良“国民性”、改良人们“观念”的办法来协调劳资矛盾，来促进实业的发展，这就使他不仅在实践上陷于空想，在理论上也陷入了错误的深渊：观念是第二性的，人们、特别是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否用儒家“自我修养”的办法来改造自己的本性，真地可以做到，中国也不会落后到到这种田地，要他梁启超来“改良”一番了。这个问题还是马克思说得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一种物质的力量，而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来摧毁，即使新的思想观念“长了出来”而没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革命作为基本手段，那种新制度也是建立不起来的。更何况，群众身上的“污泥浊水”只有在新型的社会实践才能“冲洗”干净。梁启超想在中国生计界实现社会主义，但他的“尽性主义”的观念改良论只能把他留在旧的历史之中。
    顺便说一下，如果从一个大思想家的角度来认识梁启超，他此时的思想是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的。从历史看，进化论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马克思的学说到了1905年之后，在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和《俄国社会党人的两个策略》问世之后，已被发展成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这个学说指明：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可以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相互连接且又相互区别的阶段。对于列宁的这一思想，当时的陈独秀、李达等虽然还未掌握，而在梁启超则是更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他虽然具有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观念，具有社会主义必须同先进的劳工阶级相联系的观念，但不可能具有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因而，他只主张渐进，而反对革命的手段。如果他能够具有这一思想，他就可以走进新的历史：不仅可以在中国领导一场新的民主革命，同时可以说服那些急于要在中国“打倒资本主义”的青年人，使中国共产党免受三次左倾路线的危害。而这个任务落到了毛泽东身上。这对于梁启超这位大思想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