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虽然很长，但由于它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分析不仅思想相类，甚至连文字都十分相近，所以我把它引出。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恩格斯正是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出发，分析了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矛盾，必然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⑦梁启超的上述分析与恩格斯的分析何其相似尔。不仅如此，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的思想，恩格斯生前虽有提及，但只是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才完整的提出，而梁启超在1903年已经作了近乎科学的分析，其思想之深邃，不能不使后人感佩。
    第二，他注意到社会主义运动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俄罗斯虚无党》（1904）和《俄罗斯革命之影响》（1905）虽针对革命派而发，但梁启超也论及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差别。在前文中他说：“无党之手段，吾所钦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岂惟今日，虽至大同太平世（指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之后的社会）以后，亦固有所不可也。故以近世社会主义者流，以最平等之理想为目的，仍不得不以最专制之集权为径行。”⑦俄国的1905年革命，具有极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他在评述这场革命的影响时说：“吾以为今此俄民之要求（指废除土地私有权），苟其不成，固无论矣；即其成也，而所生之影响，犹至可危。可则使地球上忽失去一大帝国，或则使帝国将来之骚动，倍蓰十百于今日焉。”⑧社会主义不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它是要靠一定的政权来推行的，用无政府主义的办法，或者提出不切合实际的主张，同样达不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梁启超固然压根儿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是他以后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的思想根源，但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不讲阶段的革命是有其合理性的。
    第三，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认定中国将来也会发生社会主义的问题，因而提倡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早加研究和传输。在梁启超访问美国时，他遇到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党人：余表进。余亲口对他说，在美国想加入社会主义党的华人，非他一个人；而在日本，吴仲遥等人已经开始从事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并编辑了一本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资料，要梁启超为其作序。梁在序文中说：“社会主义虽不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此问题之发生，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现在我国虽无此问题，“但使我国家既进步而驰骋于世界竞争之林，则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之必至也。”“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一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因而他建议，一定要开始研究社会主义问题。⑨当然，梁启超在谈到社会发展的这一规律时，仅用了“势必至也”的字眼而没有使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规律的字眼，这是他的局限，但他能根据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预计中国将来必然发生近代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明他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9年又重新开始。那一年他到欧洲进行社会考察，亲眼目睹了欧洲的社会现状和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说他以前对西方制度过多地注意到它好的一面的话，而此时他则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痛苦和迷茫。在《欧游心影录》中，他比较了中外古今各种思潮，认定儒家的仁爱思想最合乎人类的本性，于是形成了独特的“三元结构”的人生理想，即思想上的“尽性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其尽性主义是指与社会和谐的人格自由；其民主主义，就是有广大群众参政和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政治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是使最基层的人民享有自主和平等经济权的生计制度。这一切都可归到自由和民主两大纲领上。用他的话说：“从本原上说，自由平等两大主义，总算是近代思潮的纲领了。”⑩有关这个思想结构问题笔者另有专论，此处从略；仅就此结构之下他对社会主义问题所作的分析作出阐明：
    第一，他对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质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在《欧游心影录》的《国际劳工规约评论》篇中，他分析了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区别。他说在战后巴黎和会上所签署的“劳工规约”只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劳工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制定的一种社会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采择推行。“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改造的方法虽然种种不同，或主共产，或主集产，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的手段，或用和平渐进的手段，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政策？它是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些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救济的方法，或从租税上求负担平均，或保护劳工，不叫资本家虐待，虽然许多良法美意，却与根本改造无涉。”（11）这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社会主义是劳工自己根据自由平等的人道精神创造出来的美好的社会经济组织，那是人类生计社会的归宿，而社会政策是有产者阶级在强大的劳工运动面前对劳工的一种让步。前者是劳工阶级自己的事业，而后者是有产阶级统治人民的一种形式。这不是我说的，梁启超本人在分析“劳工规约”的背景时说得非常明白。他说，要彻底认清劳工规约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放宽眼界：俄国革命已经成功；德奥匈急进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进行；欧美各国社会党人的力量非常活跃；“巴黎市民起一回大大的示威运动，沿路高叫‘布尔仁维万岁’，满城的警察只好装耳聋。”“在这形势底下，那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怎么狼狈的情形也就不难想像。”所以，“这规约，在资产阶级方面本来是不愿意的，但已无奈何，只得借来缓和形势。在劳工方面看来，办法是不彻底的，但时机未成熟，只好得一步再进一步”。（12）联系这段话，来把握梁氏对何为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就明明白白了吗？
    第二，梁启超认为社会革命是“二十世纪史的唯一特色”（13），但社会革命的道路却是不同的。此时梁启超可以说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14）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派别了解得也非常清楚。他说：在欧美，“有一派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有一派连现在的国会都主张根本打破。各国普通社会党大半属于前派，俄国过激党属于后一派。（15）对于大多数所谓“稳健”的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当然持肯定的态度，而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也未持否定的态度，这是他高于自己朋友们的地方。在《欧游心影录》中他说：“俄国过激派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不管将来结局如何，假定万一推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地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16）另外，他在欧游回国抵达上海后，在上海“中国公学”的演说中大赞列宁：“以人格论，在现在以列宁为最，其刻苦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17）所以，没有根据说梁启超就一味地反对“过激的革命”，不过他却反对在中国实行“过激”的革命。这点我们在以后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