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实践上看，他对当时中国阶级状况和民族心态作了错误的分析。先从阶级状况说：梁启超从根本上否认中国有先进的劳工阶级的存在。他说：从广义说，凡农民和散工都算是劳动阶级，但从狭义来说，劳动阶级则“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而社会运动之主体，必持此狭义的劳动阶级。中国则此狭义的劳动者不能成为阶级，故谓之无阶级。”（34）他认为，中国社会少的是真正意义的劳动者但多的却是无业的游民。“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坏社会。”（35）如果单单从理论上说，梁氏对无产阶级和无业游民的看法正暗合马克思之意。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专门分析过由各个阶级所淘汰出来的流氓无产者阶级是怎样背叛人民的事业的。在马克思看来，流氓无产者是社会上最腐败无耻的力量，谁要依靠这支专门从劳动者的血汗中讨私利的力量，谁就会干出背叛人民的勾当。（36）梁启超对无业游民的认识不乏真理的光彩。问题在于：其一，身在农村的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能否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前一阶段的、推翻以地主阶级封建剥削为主要内容的民主革命？其二，在当时中国有无“狭义的”劳工阶级？据载于1923年出版的《中国青年》上的邓中夏的《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一文对中国产业状况的统计，在“江苏区”的上海、南通、苏州、无锡等地有英、美、日和中国资本家办的纺织、烟草、铁工、电气、火柴、玻璃、化学制造以及官办的兵工厂等，在“武汉区”有钢铁和造船业；在“津榆区”有煤矿、纺织等工业；在其他地区，有许多矿山和沿江工业；另外铁路和造船业也有相当的数量。（37）在梁氏的其他著作中也零星地谈及这些情况。这说明，中国已经存在着一个与现代工业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其三，中国近代劳动阶级在其形态上有没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我觉得这是应该正视的一个现实。当时的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应该说李达对于梁启超无视中国劳动阶级存在的事实的批评是非常有力的。
    梁启超之所以否认中国产业阶级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常常以抽象了的定义来看待现实，于是他不能不用西方、特别是英美工业的标准来看待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工业，看待在农村中活不下去而跑到城里打工、并经常处在失业状态下的工人，于是就认定了他们是“痞子”；同时这也与他一贯的“幽暗意识”有关。在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上，他一直以“救世主”自居：在1902年前后的《新民说》中，他提出要造就新的中国需要造就新的国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国的“旧民”时，把十几类人都看成不劳而获的社会渣滓；在《欧游心影录》中他提出了要提高国民人格意识的任务，这无疑也是正确的，但他只是把他们当作“被教育者”，至于怎样从劳动者身上学点东西，这种观念在他的著作中很难找到。说到底他对民众的态度，仍然停留在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水平上，看不到群众身上的积极因素，不理解群众可以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和自己解放自己，所以不能容忍自己国家民众的过激行为，不能正确对待中国年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幼稚”。以致发展到后来对工农运动的敌视和谩骂，在政治上走进了死胡同。
    另外再说他对中国国民心理所作的错误分析。在上海《中国公学的演说》中，他讲到了俄国的“过激”主义为什么不能搬到中国的原因时说：“惟俄国国民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思想当为彻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38）由他任主编的《改造》杂志就是根据这一思想办刊的。用“解放思想”、养成“尽性主义”的办法来改造中国自然是死路一条，前已说过；此处只说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将“中庸”、“调和”看成是中国的国民性，只是以偏概全的错误观点。“中庸”在中国来说，只是深受儒家精神影响的士人的性格。就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来说，自身的物质利益使他们历来以残酷的手段对付劳动人民，所以从孔子起就有“苛政猛于虎”之说；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也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统治阶级一样没有学会英国贵族的那种“调和”精神；他们对官员们的腐败和外国侵略者的行为倒是“心慈手软”，而对本国人民则是“凶相毕露”的。而就劳动者来说，旧中国的国民、特别是农民，也确实带有极大的保守性和忍耐性，但被强大的压迫者逼上梁山的事代代不绝，怎能断言中国现代的受压迫者就不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呢！与其让他们铤而走险，不如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理性的运动。这正是二十年代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的中国思想家们应该而可以做的事。而梁启超等一批心怀大志的士人，对现存的政治力量十分失望，同时又对劳苦大众没一点信心，企图组织士人圈子的“共学社”、“中国公学”，开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而不用心到工人、农民的前沿去组织群众，甚至发动一场运动，休说“社会主义”的大目标，就是他们的实业救国运动能够平地而生吗？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先进的知识分子将其新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没有新的合乎科学的理性与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现代中国也逃不了劳动者的长期忍耐与官僚的残忍腐败、劳动者极端的造反运动与社会动乱的、旧的社会行动方式。没有新思想的思想家，没有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新型政治的政治家，是不能将中国带入新的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