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外国史地研究，非但开了近代中国研究世界历史的先河，在19世纪中国史学由古代向近代变革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递嬗、乃至走向亦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极具学术与社会价值。
    一、19世纪前期外国史地研究概况及特色
    虽然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中，由于历史、地理、交通、语言等因素，尤其是“夷夏之防”观念限制了人们对域外世界的研究，使其不得不囿于王朝史和区域史研究的狭小天地中，但是这并没有完全阻断人们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与探求，并留下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关于域外世界研究的论著。对此，晚清姚莹经过认真研究与考察后指出：“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然今存者，宋释法显《佛国记》，乃异域传书之始。自是而唐释玄奘、辨机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宋徐兢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赵汝适有《诸蕃志》二卷，朱辅有《溪蛮丛笑》一卷元周达观有《真腊风土记》一卷，汪大渊有《岛夷志略》二卷，明董越有《朝鲜赋》一卷，黄衷有《海语》三卷，张燮有《东西洋考》十二卷，西洋艾儒略有《职方外纪》五卷，邝露有《赤雅》一卷，朝鲜无名氏有《朝鲜志》二卷，西洋南怀仁有《坤舆图说》二卷，国朝图里琛有《异域录》一卷，……王大海有《海岛逸志》二卷，七十一有《西域闻见录》四卷，松筠有《绥服纪略》一卷，和泰庵有《西藏赋》一卷，近时徐松有《新疆赋》一卷，及魏默深《海国图志》六十卷出，而海夷之说乃得其全焉。”（注：《康輶纪行》卷九、自序。）姚莹的胪陈虽然既不尽当，又不至备，但是他却以大量不争的事实说明，中国人对域外的了解与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成为一种优良的传统为历代学人所传承和发扬。然而，19世纪前期外国史地研究的发端固然与这种史学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自19世纪初，以英俄为代表的列强就开始骚扰和侵犯中国的边陲和海疆，因此推动了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留心外国情况，并出现了一批研究与介绍外国情况的论著。关于俄罗斯，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有：阮元的《外藩传》，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长编稿跋》、《俄罗斯事辑》，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姚莹的《俄罗斯通市始末》、《卡伦形势》、《库伦》和《土尔扈特》等。对英国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有：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何大庚的《英夷说》，俞正燮的《鸦片烟事述》，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汤彝的《英咭唎兵船记》等。此外，尚有俞正燮的《荷兰》、《天主教论》，频斯综的《南洋蠡测》等。阮元的《畴人传》对域外科技情况亦有所评价。其中以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俄罗斯长编稿跋》，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等书较重要。
    综观这一时期对外国情况研究的论著，主要表现了这样几个特色：首先是在这期间的外国情况研究中，反映出了一种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因为自19世纪初，英、俄等西方列强就开始骚扰和侵犯中国的海疆和边陲，所以引起了少数有识之士的警觉，不仅开始对这些国家进行研究，而且将这种洞察先机的危机意识融入他们的研究及其撰述之中。何大庚于《英夷说》中不无忧虑地写道：“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骎骎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远若明呀喇、曼达喇萨、孟买等国，近若吉兰丹、丁加罗、柔佛、乌土国，以及海中三佛齐、葛留巴、娑罗诸岛，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何大庚希望通过对英国侵略“南洋濒海各国”并将其变为英国殖民地之史事的记叙，以唤醒国人和当政者的危机意识，提高警惕，早作做备，防范英国的侵略。因为在英国将“南洋濒海各国”变成其殖民地后，英国将不再是万里之遥，而是近在咫尺的“强邻”了，中国将直接面临英国随时可能侵略的威胁。更何况这一系列的殖民侵略扩张的成功，促使“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字里行间郁结着对国家休戚安危的担心和牵挂。而萧令裕和叶钟进则认为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遇有可乘之隙，即用大炮兵船占据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即在说明英国是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希望国人和当政者对英国的可能侵略决不可放松警惕，等闲视之。同时，他们又都很重视讲求边防，目的在于为将士守边御敌做准备，这使其对外国情况的研究与撰述又具有近代反侵略的特点。萧令裕基于对英国的研究与分析，甚至预言：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于今日”（注：《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十一。）。果然为他所言中，十年后亦即1840年，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而且江浙亦成了英军的突破口，这距该书问世恰好十年。
    而俞正燮、姚莹等人则着眼于对沙俄之侵略扩张的研究。姚莹明确指出他对外国情况进行研究与撰述，就是由于：“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论著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注：《康輶纪行》卷九、自序。）从其中亦可看出姚莹是鉴于外患日逼而深感危机，遂有是作。《识小录》卷四则有《俄罗斯通市始末》、《库伦》、《卡伦形势》和《土尔扈特》等篇。俞正燮通过对沙俄进行侵略扩张的历史之分析，说明沙俄也是一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希望人们对沙俄的侵略本性有所认识。他在《俄罗斯事辑》中，则从中俄关系的角度论证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早在清初，沙俄就曾侵扰中国，占地掠城，“夺雅克萨、尼布楚”，并“南向侵扰布拉特乌梁海”。即使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也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企图，这主要表现为沙俄利用和支持中国边疆地区的一小撮少数民族败类进行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以从中渔利。同时，他还指出：“自俄罗斯西南，若荷兰，若红毛英吉利，若佛朗机，若大吕宋，若意大利亚，皆工器械，鹜利耐远贾，沿海而东而南……此数国者，远隔重洋，辛苦远戎，其用意甚深。”（注：《癸巳存稿》卷九。）这个认识在当时来说可谓深刻透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远涉重洋，历尽艰辛，绝不仅仅是为了贸易往来，而是别有它图，即借此为其殖民扩张和侵略作准备。所以，俞正燮提醒国人和当政者，注意不要被西方列强利用贸易之名而行侵略之实的假象所迷惑，居安思危，亦即“思患豫防”。正是在这种自觉的危机意识推动下，俞正燮又撰述了《喀尔喀伊犁》、《蒙古》和《澳门纪略跋》等文，旨在探讨筹边谋防对策，以备国家将来所用。还有龚自珍对英国侵略我国东南沿海等地亦极为关注，他说：“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备戒不虞，绸缪未风，深忧秘计也不尽闻，”（注：《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二。）
    其次是在这期间的外国情况研究与撰述中，出现了一种初步的“世界意识”，或谓恢廓的视野。这主要体现在个别研究者开始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反对外来侵略之方略对策，萧令裕依据多年对“外事”的留心与研究，认为西方列强之间亦存在着种种矛盾，甚至是尖锐的。因此，他在《粤东市舶论》中第一次提出“以夷伐夷”的思想，理由是英国非但同葡萄牙在争夺殖民地的问题上有着尖锐的矛盾，就是与美法等国也是“夙与仇雠”，因此，在未来的反侵略斗争中应利用这种矛盾，以收“使相攻击，以伐相伐，正可抚为我用”（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卷九。）之效。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魏源所提出的“以夷攻夷”的反侵略思想，正是萧令裕“以夷伐夷”的思想发展、丰富和深化。同时，还体现在有的研究者将“探阅外情”与探讨反侵略的方略对策结合起来。面对西方列强日益显露的侵略威胁，而中国人对于“外情”依然一无所知，相反，“中国人用人行政及大吏一举一动，彼夷番无不周知”。对此，叶钟进不胜忧惧，他强调：“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意大利亚，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苟当事留意探阅，亦可觇各国之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也。”（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探阅外情”观点的提出实际上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具有纲领性的反侵略斗争指导思想。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无疑受到了叶钟进的这种认识之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魏源的“师长”学说就是叶钟进“探阅外情”观点的充实和深化，并赋予了它更具有针对性的内涵和更明确的目的。同时，叶钟进“探阅外情”观点，亦为其后中国人进行外国史地研究提供了使用外国第一手资料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从上述不难看出，这期间的对外国情况研究与撰述中所反映出的反侵略为核心的危机意识和世界意识，已同以往以游记、见闻等撰述形式为特征的对域外的一般性记载与介绍有了本质的差别，也正是如此，我们才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外国史地研究的发端时期。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因为处于发端时期，故这期间的研究又表现出粗浅零散、牵强附会、记载失实，甚至以讹传讹等种种不足。诸如这些著述对外国史地的介绍极为简略，长的不过两万余字，短的仅两千余字，且由于部分材料来自传闻，所以不免疏略。这期间对西方的认识还处于孤陋肤浅的层面，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这期间的研究与撰述，还是开了19世纪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地的风气之先，并且为鸦片战争后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外国史地研究做了必要的尝试和准备，同时也为日后的反侵略斗争之策略的制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