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世纪后期外国史地研究的新变化
    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南京条约》的签订为界碑，由于中国社会的空前巨变，外敌入侵的不断加深，以及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使得19世纪后期的外国史地研究同前期相比较，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对“固陋自安”的反思。也就是说，在19世纪后期外国史地的研究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意识和强烈的紧迫感。
    鸦片战争的惨败，既暴露出了封建制度的腐败落后，又使与世界隔绝的大清帝国受到空前的冲击。“赫赫天朝”竟大挫于“区区岛夷”，不仅使人们感到奇耻大辱；痛定思痛，也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长期隔绝封闭、昧于外情所致。姚莹对此指出：“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聩聩从事而不败者。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又言：正由于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人情平日置之不讲，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若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既震其积威，复申之以邪教，几何其不胥中国而沦于鬼魅乎？”（注：《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卷八。）魏源亦说道：英国以新加坡为基地，以刺探中国情报为务，“（英人）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忒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故魏源于其著述中反复强调“洞悉夷情”的重要和迫切，他说：“同一御敌，而知形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筹夷势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因为“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所以，他又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译夷书始；欲造就边材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注：《海国图志叙》。）他不仅再三说明“洞悉夷情”与否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负成败至关重要，而且明确地指出“洞悉夷情”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夷”。于是一些进步的史家开始将目光从对王朝盛衰治乱的关注，转向了对维系着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起着重大作用的外国史地的思索和研究，并表现出了对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如饥似渴、时不我待的迫切心情和鲜明的自觉意识。这从研究者的撰述主旨和动机中即可略窥一斑。姚莹在谈其创作《康輶纪行》之动机时沉痛地指出：“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猖獗也，莹实痛心。故自嘉庆年间，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近岁始得其全。于海外诸洋有名大国，与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为此书，借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岂得已哉！？”又大声疾呼道：“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见，犹以复辙为美谈也。”（注：《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卷八。）姚莹不但慨然以介绍外情为己任，将不了解外情作为必雪的国耻；更进一步认为，在西方列强环伺中国、虎视眈眈之“可忧可惧”的严峻形势下，了解外情，以谋“御侮雪耻”、保卫国家之方略对策乃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因此，他希望通过外国史地的研究与撰述，能使中华民族，从对世界茫然无知、愚昧封闭的误区中走出，以集中和调动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共谋御侮雪耻大计。即“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这就使得姚莹的外国史地研究具有较广泛的思想启蒙之意义。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救亡图存任务的日益艰巨，先进的中国人欲通过以“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为特色的外国史地研究来探索御侮图强之救国真理的愿望更加紧迫、意识更加自觉，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19世纪中国的第一部国别史--《法国志略》的作者王韬，在谈到他撰写该书的动机时感慨万千地说道：“海外舆图，详者实罕。汉唐以来，声教渐讫，然自葱岭之北，身毒而西，珥笔所及，即多茫昧。有明中叶，欧境始通，于是《职方外纪》、《坤舆全书》相继并兴，颇称征实。此外非无纂辑，而非琐屑小言，即荒诞不可致诘。”（注：《重订法国志志略序》。）因此才致使“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于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为远人所诮也。”（注：《弢园尺牍》卷八、卷三。）不但清初修《明史》时，人们甚至说不清法兰西位于何处？就是作者在撰述该书时，能弄清法兰西的准确地理位置、并对其历史与现实有所了解的中国人，也是寥寥无几。字里行间，既流露出王韬于中国对世界历史及现状的无知与贫乏深感悲哀和耻辱，又反映了他因此而生的忧惧和焦虑之情。尤其在“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注：《重订法国志志略序》。）他认为在世界尤其是欧洲诸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后，给欧洲大陆所带来的空前的政通人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之巨大变化的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如果再不思进取，昧于外情，认不清自己同世界强国的差距，那么给中国所带来的灾难和屈辱就不仅仅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问题，而要亡国灭种了。王韬是将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从中国同世界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关系中，来分析和思考中国的现状乃至前途命运的。正是基于这种自觉意识和迫切愿望，他希望通过外国史地研究来增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与认识，改变和打破中国人“甘坐因循，罔知远大，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第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注：《弢园尺牍》卷八、卷三。）之封闭隔绝、愚昧无知的状态。王韬更渴望通过对外国史地的研究与介绍，以针砭中国时弊，激励国人，振奋民族精神，以西方强国为榜样，锐意进取，改革图强。他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多种外国史地研究与撰述都是如此。
    1868年，在西方列强联合叩关入侵的刺激下，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实行“文明开化”（思想变革与教育变革）、“富国强兵”（发展军事）、“殖产兴业”（发展经济）等各项资产阶级改革措施，从而摆脱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并未引起中国的警醒且予以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在不少愚昧保守、狂妄自大的中国士大夫心目中，日本不过是处在东隅的“弹丸小国”，故对近在咫尺、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在哪儿都说不清楚。对此，黄遵宪不胜焦急和惶恐，他在《日本国志自序》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大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及。……可谓之狭隘矣！”正是源于黄遵宪对研究外国史地的自觉和迫切，使他在日本担任外交官期间，格外留意日本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经过认真深刻的考察，他终于悟出日本之所以能免于沦亡，摆脱国家和民族危机，由弱转强，正是维新变法的结果。他由衷地说道：“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注：《日本杂事诗跋》。）这表明，随着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加深，尤其是从日本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而导致的国富兵强的事实中，黄遵宪受到了极大的启示和鼓舞，也坚定了他“借鉴东邻”亦即向日本学习变法维新的信念和决心。这亦正是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的主旨和深层的动因。其弟黄遵楷于《公度先生事实述略》中亦言：黄遵宪写《日本国志》，其用“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其所取法”。即通过该书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百务更新”的情况介绍到中国，使国人“知其所取法”。可见他是将该书作为“匡时之策”和“维新变法的教科书”，以此启蒙和号召国人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并通过日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迅速进行维新变法，以实现富国强兵并有效地抵御外国的侵略。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此时的外国史地研究中，贯彻了“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的治史原则。
    随着先进的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化与提高，以及抗敌御侮、借法自强的迫切需要，使外国史地研究从一般性地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和概况，开始将重心转向研究外国近代历史与现状，以期“通今致用”。在他们看来，欧美诸国的历史，距离当今社会愈近，其价值与意义就愈大，因为这与中国的关系就愈加密切，可法可戒之处亦就更多。所以王韬在谈到其著史原则时即明确指出：“博采旁搜，钩稽贯串，补苴罅漏，网罗见闻，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以成一家之言。”（注：《弢园尺牍》卷八、卷三。）王韬的《法国志略》就是遵循“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的原则编撰而成。该书将重点主要放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历史上，既详细地记述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发迹、征战、称帝及失败、复位和流放的历史，又对欧洲诸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学术文化、科学技术和风俗时尚等有所介绍。这从该书修订时所增加的内容中也可窥见一斑。1890年王韬鉴于该书对近代史事记载的疏漏，遂依据当时各种中西方报刊和外国人的撰述予以增补，将原来14卷本增订为24卷本，其中增订最多的部分便是近代史事。
    王韬的《普法战纪》，是记述当代战史的急就章。1870～1871年震惊世界的普法战争刚结束，王韬便以一个史学家独有的敏锐和自觉的意识，立即“摭拾其前后战书，汇为一书，凡十有四卷”（注：《普法战纪》前序、后序。），刊行于世，旨在“观夫普法战争之际，而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注：《普法战纪》前序、后序。）。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肢解、甚至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王韬如此关注普法战事、并认真探求其中的“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绝非只是据此观察“欧洲全局之枢机”，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欲借此书使中国人从普法战争成败胜负所带来的强弱易势之战结局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和借鉴，或引以为戒，或取之为法，并想在由于普法战争的结果而引起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通过研究普法战史，帮助中国人洞察世界大势，从而不失时机地制定正确的内政外交方针。其爱国之情、赤子之心，溢于字里行间。1886年，王韬复据新近搜求网罗的有关文献，重订《普法战纪》，增补为20卷。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的治史原则亦贯穿了这一精神，他说：“检昨日之历以用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在。”（注：《日本国志·凡例》。）因此该书所载虽为日本自古至今三千余年的史事，然而绝大部分记述的是明治维新的历史，以期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蓝图、典范、模式和经验教训。可见上述种种无不反映出“通今致用”的近代史学特点。